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3/21)
3月20日正值『國際幸福日』，這一兩天接連公布今年《世界幸福報告》和《幸福城市指數》的最新評比結果。我們從中都看了前列國家與城市發生變化或幾乎重新洗牌一次。此再度證明一件事，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財富可能不是民眾快樂與否的唯一條件，「人均GDP」並不保證也能同步提升人民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這13年來，瑞典一直擠身於世界前10名的幸福國家，前兩年其首都-斯德哥爾摩在全球幸福城市排名也名列前茅。或許，我們能夠從這些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身上學到什麼？近十幾年來，隨著『幸福科學』的出現，『幸福指標』也獲得了令人振奮的進展，『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是一個創新典範。其引入「幸福感提升價值」的概念(*新GDP)，如果市政當局或決策者願意將資源分配到有效增加「心理健康」和「快樂幸福感」水平較高的居民數量的相關措施，假以時日就能產生整體常態分佈的正向移動效應。邁向「幸福國家」和「幸福城市」之路，永遠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尤其需要不斷面對世界多變局勢和全球競爭挑戰。“逆流而上”，臺灣該是時候了！！
想理解生活，只能往後看
但生活要好，必須向前看
─ 齊克果 (19世紀丹麥哲學家與作家)
瑞典在世界幸福國家中的排名與優勢
自2012年開始，《世界幸福報告》都會評估了近150個國家當前的「快樂幸福」狀況。各國排名是基於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提供的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數據。這份報告著重分析不同時期、國家和世代間人們對生活滿意度的改變。這份報告已成為滿足全球日益增長的將「Happiness(快樂)」或「Well-being(幸福)」置於政策制定優先地位的需求的不可或缺的資源。這12年來，瑞典一直擠身於世界前10名的幸福國家。而且2017年起的名次穩定進步，尤其在2024~2025年蟬聯第四位幸福國家。
3月20日適逢『國際幸福日』，2026年《世界幸福報告》結果特地提前一天公布。據今年榜單顯示，芬蘭第九次蟬聯全球第一幸福國家。而且前列已不再侷限於西方已開發經濟體，哥斯大黎加位居第四，首次躋身前五名(去年第六)，創下拉丁美洲國家有史以來的最高排名。瑞典則退步一名(第五位)。哥斯大黎加在2023年還排名在第23位，今年一下躍升至第四名，此報告將此歸因於家庭紐帶和其他社會關係帶來的「幸福感」提升。整體觀之，雖然北歐國家仍然領先，但區域和世代之間的差異狀況已經顯現。例如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年輕人對「生活評估」(Life evaluation)高於以往，但一些高收入國家的情況則相反(Ray, 2026)。這是自2013年《世界幸福報告》首次採用三年平均值以來，全球最幸福國家前十名的組成發生了變化(Ray, 2026)。雖然如此，我們仍可以從這些新趨勢中看到了希望，此凸顯了「幸福感」的根本存在。在最幸福的國家，人們並沒有忘記“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此外，在東亞國家中，臺灣蟬聯第一(W26)(*去年W27)，優於新加坡(W36)(*去年W34)、越南(W45)(*去年W46)、泰國(W52)(*去年W49)、日本(W61)(*去年W55)、中國(W65)(*去年W68)、南韓(W67)(*去年W58)、蒙古國(W75)(*去年W77)、印尼(W87)(*去年W83)和香港(W90)(*去年W88)。雖然超過一半國家的名次不如去年，但亞洲人整體的「快樂幸福」趨勢已逐漸成形。值得進一步去思索的，「快樂幸福」不僅僅是我們作為個體所做的事情或我們是什麼樣的人的結果，可能背後的社會環境、結構性力量和公共政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財富可能不是民眾快樂與否的唯一條件，「人均GDP」並不保證也能同步提升人民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陳嘉鳳、周才忠，2011a/2012)。從今年《世界幸福報告》的排名看來，新加坡(90,674美元/2024年)和南韓(36,239美元/2024年)的「人均GDP」都高於臺灣的34,060美元，尤其新加坡是臺灣的約2.7倍，但臺灣的「快樂幸福」名次卻遠遠超前。這再一次證明，”金錢”不一定能買得到快樂，「人均GDP」和「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之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省思。
每年的《世界幸福報告》都會以最新的經濟模型，來解釋各國和各年份平均「生活評估」分數的差異。其利用2005年以來的數據，發現六個變項可以解釋超過四分之三的變異量。包括「社會支持」(有人可以依靠)、「人均GDP對數」、「健康預期壽命」、「自由度」(生活選擇的自由)、「慷慨」和「對腐敗的知覺程度」(免於腐敗)。從今年排名前十位國家在這六個面向的表現中可看出，芬蘭的「人均GDP」並非亮眼(W17)，但依然能夠穩居世界第一幸福國家；哥斯大黎加「人均GDP」中等(W49)，但依然能夠創下拉美國家史上最高排名。此外，前六名國家在「社會支持」、「健康預期壽命」、「自由度」和「對腐敗的知覺程度」的面向中，基本上都表現不差，這些對於整體「快樂幸福」程度具有關鍵的“拉抬”作用。因此，如果這些領域沒有取得進展，邁入世界最幸福國家之林的機會將仍然有限。
寒冷的氣溫、黑暗的冬天、高得驚人的生活成本。誰會想住在這樣的地方？事實證明，那裡正是目前地球上最幸福的人。這亦體現出，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也會有快樂存在。因為幸福的國家，往往在“順境”和“逆境”中都能保持幸福。成功的社會會在逆境中合作，一旦你意識到大家同舟共濟，你就能成就任何事。過去五百年來，幾乎每一位哲學家和智者，都曾對幸福問題發表過見解。他們的集體智慧可以用第16任美國總統-林肯的名言來概括：“大多數人的幸福程度，取決於他們自己想要幸福的程度”。
另外，一次又一次地彰顯最幸福的國家通常「社會信任」度較高。這在危機來臨時，更具「韌性」。人均GDP高、需要時能得到社會支持、政府沒有腐敗、健康的預期壽命、自由地做出人生選擇、對他人慷慨或施捨等指標的表現出色。也是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北歐國家(如芬蘭、丹麥)共同關鍵的幸福因素。這些都是體現了其致力於建構幸福健康社會的決心。
尤其瑞典，以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和優質的醫療保健而聞名。例如提供的帶薪休假期(41天)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中最長的，而新手父母可以享受480天的休假，在此期間能獲得約80%的工資。雖然瑞典稅收很高(個人所得稅率接近60%)，但政府財政收入多用於全民醫療保健、免費大學和大量社會方案，以幫助人們學習新技能並利用就業機會...。
「自由」，一直是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人們重要的精神狀態，其中包括“做自己”的自由。「包容」和「接納」是其DNA的一部分，因為這些國家堅信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愛自己所愛的人、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無論他們的性取向、性別和背景如何。因此，除了丹麥外，在瑞典的LGBTQIA+權利也是常態，政府廳舍上掛的不是國旗而是彩虹旗。在這裡，「愛」是能夠真正超越了”政治”，成為人民最大的公約數。在這裡，你可以和你愛的人一起走在街上，輕鬆做回你自己。過去30年來，「歐洲驕傲節」已在瑞典舉辦過三次。2021年，馬爾默更與哥本哈根共同舉辦了「世界驕傲節」。瑞典「驕傲節」的特色是跟在地的文化遺產相結合。例如，馬爾默是透過文化、教育和宣傳來強調LGBTQIA+的權利。在馬爾默「驕傲節」期間，整座城市的街道和廣場充滿了歡樂、音樂和喜慶的氣氛。
2023年，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SSE)成立了新的「幸福、福利與快樂中心」(Center for Wellbeing, Welfare and Happiness, CWWH)，旨在將瑞典打造成為全球「安適」(Wellness)與「快樂幸福」研究領域的首要知識中心，引領建構一個更幸福、更繁榮的世界。其研究重點將集中在兩個關鍵領域：「幸福與生活品質」以及「新的生產和消費經濟模式」(Myklebust, 2023)。
根據CWWH的米凱爾·達倫(Micael Dahlen)教授指出，「幸福感」也能增強社會、民主和經濟。因為人們心情愉悅時，通常會做好事。快樂的人往往更慷慨、更有效率、更樂於助人。幸福感能全面改善社會，我們不應將其視為理所當然(SSE, 2005)。
CWWH的一項研究也表明，瑞典在2025年《世界幸福報告》中的排名對瑞典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們的感受有著清晰、可衡量的影響。在瑞典國家統計局(Norstat)的協助下，達倫及其團隊比較了2024年報告發布前後瑞典人的幸福程度。結果顯示，瑞典人的平均「幸福感」從6.7分(滿分10分)上升到6.8分。這是一個雖小但意義重大的變化(*移動效應)——“小數點後一位”的差異可能意味著排名上的顯著差異。達倫說道：「我們常常認為快樂幸福是個人感受，但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它受到我們如何看待社會以及世界如何看待我們的影響。當我們聽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時，這會成為我們自我認知的一部分——而且我們實際上會感到更快樂幸福」(SSE, 2005)。
這項研究還表明，公眾對瑞典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轉變。認為瑞典名列全球十大最幸福國家的瑞典人比例從少於50%躍升至85%。達倫也說：「在報告發布之前，人們的幸福感與他們對瑞典幸福程度的看法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連結。但報告發布之後，這種聯繫變得非常緊密。瑞典的排名成為了人們幸福感的一面鏡子」(SSE, 2005)。
該研究還提出了「Fika」因素，指出社交活動和日常互動對「幸福感」的貢獻往往超過收入或教育。在瑞典，跟朋友說到咖啡廳坐坐吧，不只是快速喝一杯咖啡或吃肉桂捲而已。可能是所謂「fika」(咖啡休息)的意思，其為與他人一起放慢腳步、放鬆身心的藉口。這項悠久傳統體現了瑞典人放慢腳步欣賞生活中小小樂趣的理想。比英式下午茶更加簡單和隨性，如果做得正確，「fika」被認為可以提高「生產力」並增強「幸福感」。
瑞典人的「lagom」審慎生活哲學
幸福不是現成的東西
它來自於你自己的行動
─ 達賴喇嘛
一個社會中個人和群體始終按照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原則行事，使個人行為與更廣泛的社會目標和價值觀保持一致，自然而然地，就會出現一個問題：社會必須遵循什麼價值觀？
瑞典語中的「lagom」一詞，通常被認為是無法翻譯的。一般描述為“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即提倡有節制的生活，鼓勵人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保持適度。無論是合理的工作與生活安排，還是人們感到安全的平等社會，這些對於確保人民始終保持普遍的幸福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Åkerström, 2017)。
從語源上講，「lagom」是古諾爾斯語(Old Norse)形式的“法則”一詞，而在瑞典語中它還有“團隊”的意思。但從文化上講，「lagom」的來源可以追溯到維京人共同社會時期。那時他們在完成一天的辛勤勞作後聚集在火堆周圍，互相傳遞著盛滿蜂蜜酒(*一種蜂蜜釀造的飲料)的犄角。每個人都只飲一小口，以便其他人可以享用自己的份額，這種「laget om」(*圍繞在團隊周圍)經過幾個世紀的演化，就縮寫成了「lagom」(*拉戈姆)(Åkerström, 2017)。
丹麥的「hygge」思潮(類似"小確幸"的概念)，其代表了短暫的幸福和安逸，但它核心只是追求特定時刻的滿足。而「lagom」更是一種在生活方式演進中，能夠持續保持中庸和平衡的特性。因此，兩者之間有所不同，各有優勢。在這個充滿對比和矛盾的建議世界裡，「lagom」恰好處於中間。故它能支持人們享受，同時保持健康的身體和滿足的心態。
因此，我們能夠從這些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身上學到什麼？可能包括：沒關係，事情發生了。我們可以輕輕聳聳肩，露出一絲微笑。就像“水過鴨背”一樣，我們不會讓它打擾我們或影響我們；衡量「幸福感」的並不總是你的生活有多令人興奮，而是你對生活的滿足感和充實感。它是關於擁抱能帶給你真正幸福的事物，無論它看起來是什麼樣子；無需追逐點讚和粉絲，你也能取得成功—真正的熱情和真實的敘事，就可以打破喧囂世界的噪音...。
丹麥的雷亞爾達尼亞(Realdania)非營利慈善基金會曾於2025年全額資助一項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丹麥人快樂幸福感研究。在全球範圍內，它也是數據最可靠的快樂幸福感研究之一。這部分歸功於丹麥龐大的登記資料(Register data)。結合12.2萬名受訪者的資料，研究人員得以分析約100萬個數據點。其重要發現包括：(1)緊密的「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ion)和日常的社交互動(如問候鄰居或與陌生人閒聊的簡單行為)是「幸福感」的關鍵因素。因為「幸福感」並非僅來自家人和密友。有些連結可能就存在於街角、公寓大樓裡，或是當地的雜貨店。正因如此，城市和社區的精心設計顯得格外重要，才能真正促進社交互動；(2)平等惠及所有人。與其他國家相比，丹麥人幸福分數最高和最低之間的差距相對較小。總體而言，「幸福感」較平等或“分佈”較均勻的國家，往往擁有較高的平均幸福指數(Mahncke & Wiking, 2025)。
斯德哥爾摩在全球幸福城市中的排名與優勢
每個國家或城市文化，有所差異
但追求快樂幸福之心，殊途同歸
英國倫敦的「生活品質研究所」(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每個年度都會公布世界『幸福城市』排名，此結果是根據研究人員研發的82項指標所得出的，這些與居民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直接相關。其量化方法針對客觀資訊、公開資料和居民訪談的分析，主要根據26個不同的活動領域來區分和評估城市。六個關鍵類別包括「公民」、「治理」、「環境」、「經濟」、「健康」和「流動性」，其中「健康」是去年新加入的，包括心理健康、安全、營養和工作與生活平衡，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所帶來的挑戰。最後，再評比出前200個『幸福城市』，其中金牌獎30個(W1~W30)、銀牌獎70個W31~W100)、銅牌獎(W101~W200)。為了維持平衡和公平，只針對每個國家最多30個最大的城市(*該市人口必須至少佔其所在國家總人口的0.1%)進行分析，以防止任何單一國家過度代表性。
2026年第六屆《幸福城市指數》評比結果，已於昨天『國際幸福日』(3/20)在英國國會(西敏宮)公布。亦邀請了從世界各地830名研究人員中遴選出的三位來倫敦參加此正式的發表會。今年最結果是由初步篩選了3500個城市，並對其中900多個城市進行了深入分析，很可能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專注於「城市發展」以及如何衡量「永續城市」進步的研究。因此，《幸福城市指數》是一個分析硬性、可比較和可衡量數據的框架，旨在使「城市發展」變得易於理解、以證據為基礎且可操作。它是迄今為止最準確、最有意義的評估。更重要的是，《幸福城市指數》始終將市民及其幸福放在“首位”，並關注其當下和子孫後代的幸福。
今年由丹麥哥本哈根蟬聯冠軍寶座，它在2024年名列第8名，但2025年取代了丹麥的奧胡斯。芬蘭赫爾辛基居次，從去年的第14名躍升至亞軍地位，與芬蘭第九次蟬聯全球第一幸福國家相輔相成。第三名瑞士日內瓦，也從去年的第20位躍進。日本東京的表現更是亮眼，從去年的第42位，一下子攀升到第五名。瑞典中部-烏普薩拉(W4)和西南部海港-馬爾默(W8)首度進入前十名，去年第七位(*2024年第11位)的瑞典斯德哥爾摩掉至第28名。
令人深感意外，去年名列前十名的新加坡(W3)、南韓首爾(W6)和臺灣臺北市(W8)也分別退步到第22名、第26名與第46名。臺灣新北市今年首度入榜(W44)「金牌城市」(W1~W50)，就一舉超越了臺北市、美國舊金山(W45)、英國的愛丁堡(W47)和倫敦(W48)。
去年曾入榜的臺灣其他城市，今年名次則大幅滑落或跌出榜外：新竹市(W75→W150)、彰化縣(W87→W250榜外)、高雄市(W91→W135)、臺中市(W113→W142)、桃園市(W115→W250榜外)、臺南市(W134→205)、嘉義市(W172→W203)、基隆市(W172→W174)。其中，深具意義的是，新竹市在《幸福城市指數》的「經濟」面向排名高居全球第13位，而新加坡更名列全球第2位。目前，全國主要縣市平均家庭年所得排名，新竹縣和新竹市名列前兩位，超越了臺北市和新北市。這再一次證明，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財富可能不是民眾快樂與否的唯一條件(陳嘉鳳、周才忠，2011a/2012)。
今年《幸福城市指數》的名次，幾乎重新洗牌一次。此意示，這條「幸福城市」之路不總是一帆風順，尤其需要不斷面對世界多變局勢和全球競爭挑戰。
『幸福城市』的倡議，通常透過重新定義「城市成功」，圍繞「幸福感」、「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ion)和永續性而非僅僅是「經濟成長」來實現系統性變革。這往往需要「二階變革」(Second-order Change)的作法，其涉及改變核心規則、政策和文化價值。例如，從「自上而下」的治理轉向「賦權」的協作規劃，讓居民們參與定義什麼能讓城市幸福。在「價值轉型」方面，應挑戰傳統的城市規劃，使其更重視永續性和「社會正義」。再者是「多維指標」，而不僅僅是「經濟」指標，正如《幸福城市指數》的「公民」、「治理」、「環境」、「經濟」、「健康」和「流動性」六個關鍵類別所見。
斯德哥爾摩擁有什麼「幸福城市」的全球競爭力？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是一座創新與自然完美融合的城市，尖端科技與永續發展概念在此交會。斯德哥爾摩擁有95萬居民，佔地188平方公里，是瑞典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該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9%，人均GDP達53,169英鎊，經濟成長率穩定在0.7%。2024年，斯德哥爾摩的城市預算為48.6億英鎊，並持續投資於基礎建設、社會服務和永續發展項目(Happy City Index, 2025)。
教育和創新是斯德哥爾摩保持競爭力的關鍵。該市的大學在全球排名中排名51~100名，使其成為科研和學術卓越的中心。得益於免學費的教育體系，高達19%的居民參與終身學習。斯德哥爾摩的全球視野顯而易見，89%的居民至少會說一門外語，83%的居民具備數位技能。這座城市積極推動科技進步，每萬居民擁有2.06項專利，鞏固了其作為創新和創業中心的地位(Happy City Index, 2025)。
高效率治理和透明公開是斯德哥爾摩政府的標誌。該市地方選舉投票率高達81.6%，反映了高度的「公民參與」。斯德哥爾摩擁有先進的「開放資料平台」，向大眾提供易於取得的政府資料。故障報告、電子支付和線上預約等數位化服務簡化了居民與市政官員之間的互動。清晰的發展策略確保了斯德哥爾摩在保持其獨特風貌的同時，實現持續進步(Happy City Index, 2025)。
健康和「幸福」(Well-being)是斯德哥爾摩「生活品質」的核心。該市實施全民醫療保險，每千名居民擁有4.3名醫師，確保了高品質的醫療保健服務。斯德哥爾摩的預期壽命高達83.6歲，位居世界前列，而肥胖率也維持在15%的較低水準。「心理健康支持」(Mental health support)是重中之重(*優先事項)，但斯德哥爾摩每千名居民中仍有0.72人試圖自殺，凸顯了「社會支持系統」(Social support systems)和「心理健康措施」的持續必要性(Happy City Index, 2025)。
斯德哥爾摩的交通基礎設施在歐洲效率名列前茅。「綠色交通」(Green mobility)比例高達61.7%，反映了該市對永續交通解決方案的重視。公共交通網絡覆蓋廣泛，每百名居民擁有1.02公里的交通線路。「智慧交通管理系統」(Intelligent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提高了效率，而數位化支付方式則提供了便利的轉運體驗。所有大眾運輸工具都經過全面改造，方便行動不便的乘客使用，確保人人都能無障礙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道路安全仍是重中之重，交通事故死亡率僅為每萬名居民0.13人(Happy City Index, 2025)。
斯德哥爾摩對「永續發展」的承諾在其城市政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該市大力推廣「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並已採取法律措施支持環境保護。空氣品質保持良好，PM10平均濃度為21。廢棄物管理高效，回收率達40%，人均用電量優化至0.24。斯德哥爾摩的環境策略使其繼續保持「永續城市」發展領域的領先地位(Happy City Index, 2025)。
斯德哥爾摩的經濟多元化且富有韌性，這得益於其強大的創業精神。該市每千人擁有253.01家企業，凸顯了其蓬勃發展的商業部門。斯德哥爾摩仍然是國際投資的理想目的地。該市居民收入比全國平均高出6%，使其成為追求高品質生活和職業發展機會的專業人士的理想之選(Happy City Index, 2025)。
『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創新作法
這座城市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樣子
是因為我們的市民就是這樣的人
─ 柏拉圖
追求「快樂幸福」(Happiness/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Satisfaction with life)雖然是很多民眾活著的目的，但是政府施政的目標長期以來都放在追求經濟的成長(陳嘉鳳、周才忠，2012/2011a/2011b)。
「經濟成長」也一直是衡量一座城市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但繁榮的意義遠不止於「國內生產毛額」(GDP)、就業率、商業/企業成長。因為一個城市可能經濟強勁，但居民可能飽受壓力、孤獨或「生活品質」下降的困擾。如果我們想要人們更快樂幸福，就需要以系統的方式來理解和衡量。2024年，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SSE)「幸福、福利與快樂中心」與斯德哥爾摩商業區、斯德哥爾摩商會和斯德哥爾摩地區政府合作編製出『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Stockholm Wellbeing Index)，用於追蹤居民在城市中實際的生活體驗。該指數按季度以「幸福感」的貨幣價值衡量，旨在指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升「生活品質」的決策。其將「幸福感成長」作為一項正式的城市目標，並以經濟學家衡量財務數據時所採用的同樣嚴謹的方法來衡量。此次合作體現了各方的共同願景：正如「經濟成長」被視為社會的核心且可衡量的目標一樣，「幸福感成長」也應如此(Stockholm Business Region AB; Dahlen et al., 2026)。
每個季度，斯德哥爾摩的居民都會回答有關「生活滿意度」和日常體驗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會產生一個幸福指數，目前2025年第四季為6.76分(滿分10分)(與前一季持平)，此顯示「幸福感」穩定且相對較高，並揭示該分數背後的模式。該指數追蹤幾個相互關聯的指標。四個基本因素(即TACK)：「團結友愛」(Togetherness)、「能動性」(Agency)、「平靜」(Calmness)和「仁慈/善舉」(Kindness)，可以解釋斯德哥爾摩「幸福感」 “75%” 的變異量，似乎也存在共同的季節性影響，例如日照時間縮短、氣溫降低或初秋(9月)往往會降低「團結友愛」和平衡感，同時增加對穩定的需求。「幸福感平等係數」(Wellbeing Equality Coefficient, WEC)(*0到100分，0分表示完全平等)顯示了「幸福感」在人群中的分佈均勻程度。一些獨特的指標，例如Fika因子和咖啡指標，則透過日常行為來追蹤「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ion)：例如，斯德哥爾摩人一起喝咖啡的頻率(每週 3.79 次)、與鄰居打招呼或進行自發性互動的頻率(Stockholm Business Region AB; Dahlen et al., 2026)。
該指數還引入了一個新概念：「幸福感提升價值」(Value of a Wellbeing Increase, VOWI)。 例如，據市民們表示平均每月願意花費3,064瑞典克朗(約275美元)來提升1分(滿分10分)。這種支付意願構成了一個模型的基礎，該模型將幸福與GDP並列，作為衡量經濟成長和繁榮的指標，能夠讓社會更清晰地瞭解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的幸福感。因此，如果一項全市範圍的措施使50萬居民的「團結友愛」提升了一個等級，該模型顯示，市民們對這種提升的估值在一個季度內就超過5億瑞典克朗。初步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模式：「社會連結」對「幸福感」的影響遠遠超過收入、教育或就業狀況。諸如共享咖啡、用餐，甚至短暫的互動等簡單的儀式，比傳統的經濟因素更能解釋「生活滿意度」的改變。當「社會連結」減少一個百分點時，對於50萬居民而言，這種損失造成的經濟價值每季將超過6億瑞典克朗(Stockholm Business Region AB; Dahlen et al., 2026)。
在2025年第四季『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報告中亦表明，斯德哥爾摩居民平均認為「公共預算」的“21%”應該用於提升居民「幸福感」；居民本身的預算分配偏好在8分左右(滿分10分)；在居民對「斯德哥爾摩決策者如何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影響自身幸福感」這一問題的開放式回答中，最常見的主題包括：改善經濟狀況、提高便利性、增加發展機會、開展健康倡議和活動；在居民對「他們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來提升其他斯德哥爾摩居民的幸福感」這一問題的開放式回答中，最常見的主題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重社區參與、幫助他人、優先考慮自身幸福感、積極參與斯德哥爾摩的各項活動以及組織各種活動；在居民們對「如果他們是斯德哥爾摩的“快樂與幸福市長”，他們的首要措施是什麼」這一問題的開放式回答中，最常見的主題是：讓城市更有活力、讓城市更便利、打造「幸福經濟」、改善「公共衛生」以及讓城市更具「包容性」(Dahlen et al., 2026)。
更高的「幸福感」有助於降低「社會成本」。這包括減少對醫療保健的需求、降低缺勤率、減少對社會服務的依賴以及降低犯罪率。它還能透過提高生產力、促進創新、鼓勵創業和增加就業來提高收入。而且「幸福感」較高的城市對企業、人才、遊客和國際合作更具吸引力。『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為都市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具體的指導：加強「社會連結」和社區基礎設施的舉措可以對「生活品質」產生可衡量的、具有顯著「經濟效益」的影響。透過每季發布報告，斯德哥爾摩成為全球首批以如此高的頻率和經濟基礎追蹤居民「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它為城市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指南針，既重視經濟繁榮，也重視人類經驗。因此，時也被稱為城市的「新GDP」。(Stockholm Business Region AB; Dahlen et al., 2026)。
你願意為更大的幸福付出多少？
斯德哥爾摩新推出的幸福指數給了答案！
人與人之間、城市與自然之間的距離都很短。我們學會了彼此信任和依賴、分享和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與自然和諧共處，並樂於接受新思想和新人。
『幸福城市指標』和「鐘形曲線移動效應」的相關性
如上文所述，去年的《幸福城市指數》首將「健康」列入其六個關鍵類別之一，包括心理健康、安全、營養和工作與生活平衡，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可以提供給市政當局與決策者作為規劃未來相關城市與社區發展的參考方向。
由於「健康」和「幸福」是斯德哥爾摩促進「生活品質」的核心作法，因此造就其名列2025年《幸福城市指數》評比第七位的優異表現。我們在2024年創建的『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最新調查報告中亦可看出，如果將「幸福感成長」作為與傳統GDP經濟指標並列的正式城市目標，就有可能更加改善經濟狀況、提高便利性、增加發展機會、開展「健康」倡議和參與社區活動等等。這樣一來，將有效提升城市的全球競爭力，例如城市對企業、人才、遊客和國際合作更具吸引力。
此外，提升「幸福感」有助於降低「社會成本」。這包括減少對醫療保健的需求、降低缺勤率、減少對社會服務的依賴等等。此項論述已被丹麥-南丹麥大學國家公共衛生研究所等12位學者(Santini et al., 2021)的『心理幸福感經濟學』研究證實，其分析發現，前一年「心理幸福感」狀況每提高1分，隔年的每人醫療保健成本就會降低42.5美元，疾病津貼轉移成本也會降低23.1美元。因此，只要投資於提升「心理幸福感」，一年內即可顯著降低醫療資源的使用和成本，以及職場因病假所造成的成本。這項研究結果，也印證『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的一個新概念：「幸福感提升價值」(VOWI)，例如市民們表示平均每月願意花費3,064瑞典克朗(約275美元)來提升1分(滿分10分)。這些創新作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幸福城市指標』會產生全民「心理健康」和「快樂幸福」的常態分配移動效應？
「預防悖論」(Prevention paradox)和「人口群的鐘形曲線移動效應」構念最早源自1985年英國流行病學家杰弗里‧羅斯(Geoffrey Rose)，即旨在改善“特定人群”健康狀況的針對性措施，其效果不如影響“全體人口群”的普遍性措施(Population intervention)(Rose et al., 2008)。此「群體介入」可以應用在關注「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和其公平性，而社會政策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醫療保健、市政交通政策、公共教育等方面(McLaren, 2019)。
近年來，『幸福科學』出現了令人振奮的進展。例如，「正向心理健康」不能僅僅透過實現一個人的潛力或過上美好的生活來達到，因為這些行為不必然會帶來快樂、滿足或喜悅。因此，我們需要對「正向心理健康」有科學性的理解，這不只是為了深入瞭解為什麼有些人享受生活，而另一些人卻不享受生活，還要制定有效的相關介入措施，以便我們更多的人能夠「茁壯成長」(Thriving)和「心盛」(Flourishing)(Huppert, 2005)。
2005年，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榮譽教授兼幸福研究所所長-費莉西亞·哈伯特(Felicia Hupper)運用羅斯模式提出「群體介入對全人口心理健康常態分配的移動效應」新構念。其假設，如果一個人「快樂幸福」的基準，即使有重大的正向或負向波動，他們也往往會回復。但通常這樣假設的設定點是由“基因”決定的，而且是“不可改變”的。然而，『幸福科學』則探討了如何介入以增加「心盛」的可能性(包括，改變設定點、改變外在環境以及改變態度與行為)。雖然這個領域的大部分重點仍是關於「個人」層面的改變，但「社會」或「群體」層面的改變作法有很大的空間可以來提升我們大多數公民的「心盛」水平(Huppert, 2005)。我們從『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最新調查報告中可看出，受試居民平均認為「公共預算」的“21%”應該用於提升居民「幸福感」，居民本身的預算分配偏好在8分左右(滿分10分)。如果市政當局或決策者願意將資源分配到有效增加「心理健康」和「快樂幸福感」水平較高的居民數量的相關措施，假以時日能產生整體常態分佈的正向移動效應。
由上表可見，「幸福感」的範圍比「心理健康」更廣，因為「幸福感」也包括例如一個人的身體健康。此外，「心盛」的範圍也比「幸福感」更廣，因為「心盛」也包括一個人所處的脈絡/環境和社群/社區。因此，「心盛」涵蓋了「個人幸福」，而「個人幸福」本身又涵蓋了「心理幸福感」(VanderWeele et al., 2026)。
無論是邁向世界最幸福國家或建構『幸福城市』，都涉及了關鍵的「上游」(Upstream)驅動因素，它們對於整體提升民眾「心理健康」和「快樂幸福感」水平至關重要。
找出不快樂的人，提供資源介入改善是一種施政方式；建構自由民主、縮減貧富差距、實現包容接納、提供多元選擇、堅持公平正義、落實生態保護，形成友善社會環境，以提昇整體國民的快樂程度及生活品質，更是一種積極作為的施政方式(陳嘉鳳、周才忠，2011b)。
「主觀快樂幸福感」，可以不只是幸福指標中的一個數據而已(陳嘉鳳，2013)。政府如果能夠隨時掌握民眾的快樂或不快樂的感受實況，並進一步探討相關因素，然後再依據這些分析結果與公共政策產生緊密的連結或規劃介入服務，或許有可能改變民眾的一些主觀感受(陳嘉鳳、周才忠，2012)。
因此，各級政府應定期衡量國民「快樂幸福」概況、區域分布及「生活滿意程度」。並依此資料，進一步透過學校、職場等「群體」或「社區」的介入、系統性地培養多數民眾的自處或因應能力、健康生活型態；同時提供良好的教育與工作環境，建立不同系統的「社會支持網絡」，使其即便在惡劣的環境中，還是可維持某種程度的「快樂幸福感」。如此「幸福臺灣」的理想目標才有可能真正達成(陳嘉鳳、周才忠，2011b)。臺灣，該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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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鳳 (2013)。「從主觀快樂幸福感思考幸福政策」。主計月刊，694期，34~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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