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3/24)
我們不僅追求健康、長壽，而且要讓生命增添更多色彩。日本「健康預期壽命」在國際『世界幸福報告』的名次一直位在前列，但其整體「幸福感」表現總介於43~62名之間。在「七大工業國組織」(G7)中，日本從2016年以來更始終墊底。此外，日本在「生活自由」和「慷慨行為」面向也不怎麼理想。「負向情緒」(擔憂、悲傷和憤怒)亦高居世界第五位(*臺灣W3)。「親社會行為」方面，「向陌生人伸出援手」排名居後段班。蓋洛普曾調查144個國家，日本是幫助陌生人比例最低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可用「東亞幸福差距」現象來解釋。日本人的互助和「幸福」觀點，可能跟別人想的不一樣，包括熱情好客、自力更生、幸福定義和Ikigai(生之意義)概念的文化特殊性。日本幸福協會看到以上這些偌大差距，尤其「長壽」和「幸福」之間未必總是一致。因此，該協會在3月20日『國際幸福日』發布了首份的『日文版世界幸福報告』，其只針對G7國家來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幸福感」的變化不僅與“個人心理”有關，也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生活自由」和「低腐敗程度」與「幸福感」水平的變化尤為密切相關。自古以來，「幸福」一直是人類的共同願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在2030年完成後，下一個全球議程將是《永續幸福目標》(SWGs)。反觀臺灣，下一站「幸福」目的地為何，或是僅以目前東亞第一幸福國家為自滿呢？！
我們不僅追求健康、長壽
而且要讓生命增添更多色彩
日本在世界幸福國家中的排名與差距
自2012年首份《世界幸福報告》發布以來，日本一直名列在43~62位之間，平均位居第50名。2013年表現最優(W43)，之後名次開始下滑至2020年最低點(W62)(*新冠疫情期間)。接續又逐年攀升到2023年的第47名，再逐步退到2026年的第61名(*次低點)。
「七大工業國組織」(*G7富人俱樂部)近兩年整體表現不怎麼理想，除德國(W22→W17)和義大利(W40→W38)和美國(W24→W23)微幅進步外，加拿大(W18→W25)、英國(W23→W29)和法國(W33→W35)的排名都在下降，而日本從2016年以來更一直位居墊底。
在「健康預期壽命」方面的優勢
從今年《世界幸福報告》的分析結果可看出，日本在「健康預期壽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 HLE)面向一支獨秀，名列世界第二(W2)，僅次於新加坡。此報告使用HLE數據，主要源自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數據與分析中心「全球健康觀察站」自2021年來的最新數據，以解釋國家平均「生活評估」(Life evaluation)的一部分，0分代表最糟的生活，10分代表最好的生活。
此報告將「健康預期壽命」定義為衡量一個人預期能夠完全健康地生活的年數，並透過迴歸係數進行調整，以顯示與理論上的最低健康國家相比，這一因素對提高「快樂幸福指數」的貢獻程度。由於較高的HLE與較高的「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密切相關，因此HLE可透過反映「生活品質」(*而不僅僅是“壽命”)來影響總體得分。
「預期壽命/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是指一個人預期能夠活到的平均年數。而「健康預期壽命」(HALE)是指一個人能夠“完全健康”地生活、免受重大疾病或殘疾侵害的平均年數。本質上，「預期壽命」衡量的是生命的長度，而HALE衡量的是「生活品質」，它關注的是“健康壽命”，而不僅僅是能活多久。據WHO的「全球進展儀表板數據平台」指出，HALE是評估各國健康進展的關鍵指標。因為HALE綜合考慮「預期壽命」和「生活品質」，提供人口健康的全面衡量。
「預期壽命」通常從出生或65歲開始計算，而「健康預期壽命」(HALE)考慮了處於“不健康”狀態的時間，包括受傷和慢性疾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預期壽命」為73.1歲，而「健康預期壽命」(HALE)僅為63.5歲，這意味著許多人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健康狀況欠佳。雖然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抹去了近十年來在提高健康預期壽命方面取得的進展，但健康預期壽命的成長(5.3歲)仍未跟上預期壽命的成長(6.4歲)。這主要是由於死亡率下降，而非殘障存活年數減少。此外，女性的「預期壽命」通常高於男性，但兩性之間的HALE差距可能有所不同。
遠古至今，「延年益壽」一直是人類最大的願望之一。2021年，泛美衛生組織(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的一份研究發現，「預期壽命」的延長和「失能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的減少，表明社會條件和衛生政策的改善產生了正面影響。然而，「健康預期壽命」增幅較小，顯示儘管人們壽命延長，但老年時期仍需承受相當長的失能和疾病困擾。在美洲，老年疾病負擔主要由可預防和可控制的疾病造成。因此，需要採取「全社會參與」和貫穿「生命全程」的方法，並提供充足的衛生服務，以滿足該地區老年人的健康需求(Martinez et al., 2021)。
在其他面向的表現差距
除了 前述的「健康預期壽命」方面，日本在「人均GDP(收入)」面向與去年相同名次(W28=W28)，「社會支持」(W48→W44)、「慷慨行為」(W130→W122)和「免於腐敗的程度」(W41→W29)三個面向皆有進展，只有「生活選擇的自由度」(W79→W85)一項退步。
此外，日本在「負向情緒」(Negative emotions)方面高居世界第五位，比去年更前進了4名(W9)。僅次於越南(W1)、哈薩克(W2)、臺灣(W3)和波蘭(W4)。此測量方式是關於前一天經歷三種情緒(*擔憂、悲傷和憤怒)的二元反應(0=否，1=是)之該國全體受試者平均值。在「正向情緒」方面，日本去年第64位，今年更退步到第79名。全球「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s)前五位的國家，依序是瓜地馬拉(中美洲)、巴拉圭(南美洲)、塞內加爾(西非)、印尼(東南亞)和哥斯大黎加(中美洲)。此測量方式是關於前一天經歷三種情緒(*笑聲、享受/愉悅和興趣/愛好)的二元反應(0=否，1=是)之該國全體受試者平均值。
在「親社會行為」方面，日本民眾過去一個月內「捐款給慈善機構」(W130→W122)、「參加志工活動」(W103→W95)、「向陌生人伸出援手」(W142→W138)的今年世界排名均比去年進步，但仍位居後段班。「捐款給慈善機構」前五位的國家，依序是印尼、緬甸、馬爾他(地中海南歐島國)、烏克蘭和英國。「參加志工活動」前五位的國家，依序是印尼、賴比瑞亞(西非)、肯亞(東非)、塔吉克(中亞)和菲律賓。「向陌生人伸出援手」前五位的國家，依序是肯亞、獅子山(西非)、牙買加(加勒比海島國)、尼日(西非)和賴比瑞亞(西非)。
以上「正向情緒」、「負向情緒」和「親社會行為」(含三個向度)是2023年《世界幸福報告》開始加入的。但幸福指數排名仍是基於三年「生活評估」的平均值。因為「生活評估」是進行國際比較最有效的指標，它比基於日常體驗的情緒報告更能全面、穩定地反映「生活品質」。與情緒相比，不同國家之間的「生活評估」差異更大，這更能解釋不同國家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昨天的情緒可以用當天發生的事件來解釋，而「生活評估」則更能反映整體的生活狀況。因此，情緒是「生活評估」的重要佐證。即使在2020~2022年這三年新冠疫情期間，「正向情緒」的出現頻率(全球平均值0.66)也超過「負向情緒」(全球平均值0.29)的兩倍(Helliwell et al., 2023)。
整體而言，情緒測量，尤其是「負向情緒」測量，與「生活評估」相比，「社會支持」、「人均GDP」、「健康預期壽命」、「生活選擇的自由度」、「慷慨行為」和「免於腐敗的程度」這六個變項的解釋力不同，解釋力也遠不及「生活評估」。「人均GDP」和「健康預期壽命」對「生活評估」有顯著影響，但在這些全國平均數據中，它們對「正向情緒」沒有顯著影響。然而，社會變項對「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均有顯著影響。考慮到「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的測量範圍為0到1，而「生活評估」的測量範圍為0到10，可以看出「社會支持」對「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的影響與對「生活評估」的影響比例相似。「生活選擇的自由度」和「慷慨行為」與「正向情緒」的相關性甚至比與『坎特里爾階梯量表』(Cantril ladder)的相關性更大。「社會支持」、「生活選擇的自由度」和「免於腐敗的程度」能夠顯著緩解「負向情緒」(Helliwell et al., 2023)。
在2023年的《世界幸福報告》中，重新估計了「生活評估」方程式，同時加入了「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以部分實現亞里斯多德的假設，即持續的「正向情緒」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撐(De Neve et al., 2013; Fredrickson, 2001)。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心理學』中的一項發現，即在預測壽命(Danner et al., 2001)或對普通感冒的抵抗力(Cohen et al., 2003; Doyle et al., 2006)時，「正向情緒」的存在遠比沒有「負向情緒」重要。與此證據一致，「正向情緒」在「生活評估」最終方程式中具有顯著且重要的影響，而「負向情緒」則沒有影響。類似地，正向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大於孤獨的影響(轉引自Helliwell et al., 2023)。
「正向情緒」測量結果的背後，可能涉及該國的歷史、文化(價值觀)和環境因素。例如，哥斯大黎加是今年首次躋身前五名(去年第六)，僅次於芬蘭、冰島和丹麥，創下拉丁美洲國家有史以來的最高排名。墨西哥也表現出色(*第12名)，使得拉丁美洲有兩個國家接近榜單前列。儘管哥斯大黎加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在全球排名前20個幸福國家中位居最低之列，但它卻有力地證明了“幸福並非財富所能買到”。這個國家充滿活力，對生活的熱情令人心馳神往，深深吸引遊客和當地居民。據Barrientos(2023)指出，哥斯大黎加成為世界上最幸福國家之一的十大理由，包括：(1)「純粹生活」(Pura Vida)哲學；(2)與自然親密接觸；(3)全球永續生活的典範；(4)強大的「社區意識」和「社會支持網絡」；(5)政府將人民的健康與幸福放在首要位置；(6)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7)正向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如民主、和平與穩定)；(8)重視健康飲食(如營養豐富的新鮮食物)；(9)享受輕鬆的熱帶生活方式；(10)尼科亞半島是全球五個最長壽的「藍區」(Blue Zones)之一。
此外，印尼在今年《世界幸福報告》的排名為第87位，居東南亞國家中間位置，但其「親社會行為」的表現卻極度優越，如「捐款給慈善機構」和「參加志工活動」方面均位居世界第一。印尼更在2023年『全球心盛(Flourishing)研究』(VanderWeele et al., 2025)的排名中名列第一，其於多項單項指標以及涵蓋快樂幸福、健康、意義感、品格、人際關係和財務保障的《綜合心盛指數》方面均取得了最高分。該研究與『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和《世界幸福報告》有所不同，它是一項針對22個國家「心盛」狀況的縱貫性追蹤研究，而『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則是針對140多個國家、涵蓋眾多不同指標的年度橫斷面調查。『全球心盛研究』涵蓋的「心盛」指標範圍更廣，雖然『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的「幸福」(Well-being)指標較少，但涵蓋的國家範圍更廣。因此，這項『全球心盛研究』不足以得出結論或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
「東亞幸福差距」或「東亞不幸福之謎」
《世界幸福報告》始終發現，儘管日本的「經濟發展」水準很高，但其幸福指數排名卻低於西方國家，這通常是由於「文化」因素導致「正向情緒」較低，「負向情緒」(擔憂、悲傷、憤怒)較高。雖然日本的整體「生活滿意度」保持穩定，但低於其經濟水準所預期的水平，這種現象有時被稱為「東亞幸福差距」(East-Asian happiness gap )或「東亞不幸福之謎」(East-Asian unhappiness puzzle)。
據出生於馬來西亞的澳洲經濟學家-黃有光(Yew-Kwang Ng)博士的著作指出，所謂有「東亞幸福差距」現象的國家，包括中國、香港、臺灣、韓國、日本和新加坡。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可能適用於馬來西亞和越南，但不太適用於文化差異較大的菲律賓、泰國和印尼。儘管東亞(過去三十年日本除外)經濟發展迅猛，但在人生的終極目標——「快樂幸福」方面卻表現不佳。事實上，一項較早的國際比較研究(Cummins, 1998)將東亞國家(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幸福指數排在最低位。新加坡的人均所得是印度的64倍，但「幸福指數」卻與印度相同，韓國和日本的排名則是墊底。而造成「東亞幸福差距」的原因，包括環境破壞、過度競爭、壓抑的教育、過度從眾、對享樂的負面態度以及對外在形象的過分重視(轉引自Ng, 2022)。
事實上，日本在經濟停滯的情況下「幸福感」卻有所提升，這或許可以被視為一種「幸福停滯悖論」(Paradox of Happy Stagnation)，與著名的伊斯特林(Easterlin, 1974/2017)提出的「不幸福的成長悖論」(Paradox of Unhappy Growth)形成對比。在長達三十年的經濟停滯期間，日本的平均工作時長顯著減少，而其幸福感水平卻從倒數第二(僅高於韓國)攀升至略低於平均水平(Diener, 2000)，隨後又升至高於平均(Leigh & Wolfers, 2006)，最終在2020年和2021年《世界幸福報告》中分別位列153個國家中的第62位和第40位，或許，日本人在經濟快速成長的鼎盛時期工作時間過長，之後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減少了工作時間(轉引自Ng, 2022)。
與「東亞幸福差距」相關的一點，東亞文化(尤其是其教育體系)過度強調服從、秩序和集體利益，而忽略了「個人主義」、自由，進而影響了「幸福感」。誠然，個人自由也不可過度，因為無止盡地追求個人自由可能會損害他人的福祉。然而，儘管西方在某些方面可能過於強調「個人主義」，從而略微失衡，但東亞人則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而且程度更甚。造成這種巨大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與西方法律體系的相對具「功效」(Effectiveness)有關，西方法律體系更能有效控制個人自由的過度發展。這意味著，隨著法律體系的強化(例如新加坡、臺灣和香港等地區，儘管香港近幾年有所改善，但顯然非常成功)，東亞人可能會朝著自由和「個人主義」的方向發展，從而提升「幸福感」(轉引自Ng, 2022)。
2025年，韓國的慶熙大學-崔惠媛(Hyewon Choi)和高麗大學-崔恩洙(Eunsoo Choi)兩位學者發表在《社會與人格心理學指南針》(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期刊上的一項新研究表明，東亞國家的平均「幸福感」低於西方國家，並非因為東亞國家更貧窮，而是因為「五種文化傾向」會削弱人們的日常快樂。她們認為，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的富裕東亞民主國家，其「幸福指數」卻常常低於同樣富裕的西方國家。先前的研究表明，即使考慮到收入、社會平等和權利等因素，這種「東亞幸福之謎」依然存在。因此，她們著手探究這一悖論。他們沒有將重點放在經濟或政治層面，而是考察了「心理」層面的文化差異——個體如何看待自身、自身的情緒以及自身的社會世界。她們查閱了多達147個國家的全球調查數據、數百名東亞人和歐美人士的實驗室實驗數據、關於「自我聚焦」(Self-focus)的腦波研究數據，以及來自水稻種植區和小麥種植區的社區分析數據。透過整合這些多元化的證據，他們辨識出了以下五種關鍵的文化機制(Choi & Choi, 2025)：
- 東亞人崇尚「隱我相依」(Self-effacing)，謙虛、低調和自我批評有助於抑制個人驕傲。相較之下，西方人則更重視自我提升，因而增強正向的自我認知，提升「幸福感」。實驗發現，歐美人士更關注自身“優點”，而東亞人則同樣重視“缺點”。
- 東亞人更依賴外在標準──社會認可和規範──來評斷「成功」，包括「幸福」。而西方人則主要依賴內在感受。研究表明，如果有人批評韓國人美好的回憶，他們會降低自己的「幸福感」評分，而美國人則更傾向於堅持自己的「幸福感」。
- 東亞地區根深蒂固的「社會規範」鼓勵人們持續進行「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向上比較”——例如「我的鄰居收入更高」或「我的朋友看起來更幸福」——往往會適得其反，使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更加不滿。
- 東亞盛行的「辯證思維」(Dialectical thinking)認為，過多的幸福會引發嫉妒，破壞和諧，並將幸福視為轉瞬即逝，甚至過度沉溺其中會帶來危險。因此，東亞人較少享受快樂時光。而西方的「分析思維」(Analytic thinking)則恰恰相反，它“直接”追求快樂。
- 較低的「關係流動性」(Relational mobility)——即結交新朋友的機會較少——意味著東亞人分享好消息的頻率較低，尋求支持也較少，因為他們往往侷限於固定的社會網絡。而西方人生活在更流動、人們可以自由建立和結束友誼的社交環境中，他們更樂於共同慶祝，互相支持。
日本人的互助和幸福觀點，可能跟別人想的不一樣
一、「熱情好客」的概念：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黃金法則
以別人希望被對待的方式對待他們 ─ 白金法則
日本以「熱情好客」(Hospitality)著稱，但日本真的是個樂於助人的民族嗎？日本人真的有同情心嗎？據東京法政大學全球與跨學科研究系的新谷優(Yu Niiya)教授與兩位美國史丹佛大學心理系教授於2022年共同發表在《心理學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中一篇以「這樣協助真的有用嗎？美國和日本人幫助陌生人的意願比較」為題的論文表明，在非緊急情況下，日本人幫助“陌生人”的可能性排名墊底，而美國人則排名最有可能性。她們透過四項研究發現，日本人之所以不太願意幫助“陌生人”，是因為他們的決定更依賴對他人需求的評估。因此，當不確定對方是否需要幫助時，日本人比美國人更不願意伸出援手，因為如果不瞭解受助者的需求，介入可能會造成傷害。當情況明確時，日本人和美國人伸出援手的可能性則相當。這種在幫助“陌生人”意願上的差異，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日本人比美國人更傾向於關注具體情況並避免不確定的情況。這也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在行動模式上的差異——即人們對何時以及為何應該幫助他人的內在理解(Niiya et al., 2022)。
二、「自力更生」的概念：
『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自從2006年開始追蹤以來，”幫助陌生人”一直是人們最常提及的「慈善」行為。2024年，全球有56%的成年人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個月內曾幫助過“陌生人”。這樣的下降趨勢可能反映了「慈善疲乏」(Philanthropic fatigue)——這是新冠疫情等危機後人們自然而然的退縮——也可能反映了隨著經濟壓力增加，人們的優先事項發生了轉變。然而，在受調查的144個國家中，這一比例差異很大，從賴比瑞亞和委內瑞拉的87%到日本的21%(*全球最低比例)不等。賴比瑞亞和委內瑞拉較高的“陌生人”幫助率可能源自於其強大的社區紐帶和互助精神，而這往往是經濟困境所致。相較之下，日本較低的比例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例如更注重隱私和「自力更生」(Self-reliance)(Ray, 2025)。
在日本，根植的「自力更生」文化，通常普遍產生「鄰避現象」(NIMBY)(*不要在我家後院)。東京立教大學社會服務學院的後藤広史(Hiroshi Goto)教授曾於2022年研究探討了日本大眾對無家可歸者(Homelessness)問題的認知。旨在透過與其他國家類似調查的結果進行比較，闡明日本大眾對無家可歸者問題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特徵。分析結果顯示，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民眾對無家可歸者持正面態度的比例較低。此外，「不知道/拒絕回答」的比例也較高。這些結果表明，日本民眾對無家可歸者漠不關心，他們不太可能以個人或組織的形式向無家可歸者提供幫助。此外，研究結果表明，「鄰避」心態與相關知識之間並無關聯；如果參與者本身或其親友曾經歷過住房危機或參與過幫助無家可歸者的工作，則他們持有「鄰避」心態的可能性會降低。這些結果表明，僅靠傳授知識不足以增加人們對無家可歸者援助的支持，提供模擬無家可歸體驗以及創造與無家可歸者直接互動的機會才是更有效的措施(Goto, 2024)。日本的「自力更生」文化猶如兩面刃，也正向體現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重災區“永不放棄”的南三陸町民身上。
三、「幸福」的定義：
「幸福」是什麼？！可能在跨文化下，都有不同的定義。Diener等學者(2010)曾研究不同國家和語言有關「happiness」的詞典定義。在日本、韓國和中國，漢字的「幸福」常用來意指「happiness」。第一個「幸」字表示“善良(goodness)”，第二個「福」字是“幸運(fortune)”與“運氣(luck)”之義。根據權威Kojien詞典解釋，日語平假名「幸福」二字是指“運氣、機會與完全沒料到會發生的幸運之事”。同樣地，在許多其他語言中，“幸運”與“運氣”也是「happiness」的主要定義。例如， 《法國學院詞典》的法語「bonheur」意謂“快樂的事件，良好的運氣”；德文同「happiness」的是「glück」這個詞，其字面是“運氣”之意。挪威語中的「lykke」，亦指“幸運的命運，運氣”；俄語中的「YдаPение 」，其意思是“成功/運氣”和“快樂的場合，快樂的事件轉折”。
正如McMahon(2006)和Nussbaum(1986)所指出的，如果「happiness」的概念密切相關“運氣好” ，一個人的「幸福」與否容易受到外部條件的影響。古希臘人認為，「幸福」要到死才能實現，因為無論一個人多麼幸運，人生後期總有可能遭遇不幸。在一個人的生命結束之前，很難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評定。這可能是為什麼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相較於美國人(0.7%)或加拿大人(0%)，會有更多比例的日本人(3%)透過說「我不知道」來回應「幸福」問題的原因(轉引自Diener et al., 2010)。
人際關係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並非一成不變，它深受地域、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例如，美國人傾向於「廣而淺」的人際關係，而日本人則更偏好「窄而深」(*許多人認為“一兩個值得信賴的知己好友就足夠了”)的人際關係，但採取「廣而淺」策略的人往往更幸福。日本「文化」特有的某些思考方式似乎讓人難以體驗到「幸福」，例如日本人往往對自己要求苛刻。此外，日本人對周遭人的期望很高，從小就被教育要「能夠獨立自主」。這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讓他們“不給別人添麻煩”和“不辜負周圍人的期望”。雖然「對自己嚴格要求」是日本文化的一個正向方面，但它也是一種阻礙「幸福」的文化因素。在日本，那些感到非常幸福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夠勝任自己的工作”、“能夠滿足家人和周圍人的期望”的人。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人“只有讓周圍的人感到幸福，自己才能感到幸福”這種觀念的影響(大石繁宏，2020)。
四、「Ikigai」(生之意義)的幸福生活秘訣：
日本人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Ikigai」(生之意義)──法國哲學家或許稱之為「存在的理由」。有些人找到了自己的「Ikigai」，而另一些人則仍在尋找，儘管他們心中已有這份“Ikigai”。我們的「Ikigai」深藏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需要耐心的探索(García & Miralles, 2017)。「Ikigai」一詞與「幸福」類似，但前者更可以讓你即使在很痛苦時刻也能展望未來。
每個人都有實現人生意義和目標(Ikigai)的意志。根據先前的研究，「Ikigai」能夠幫助人們以更少的衝突或困惑來應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心理壓力事件。這種能力能夠降低焦慮，並在心理和生理壓力下降低交感神經系統活動。「Ikigai」源自於生活中的正向經驗，例如感受到他人的同情傾聽，以及受到他人和/或事件的影響。總而言之，證據顯示「Ikigai」是一種有效的壓力因應技巧，並幫助許多人應對了2011年3月日本發生的特大地震。「東日本大地震」給許多人帶來了身心創傷，而朋友和陌生人的熱情支持，幫助許多人度過了這場災難。地震和這些溫暖的支持將為人們提供一個思考人生意義的機會(Ishida, 2011)。
首份『日文版世界幸福報告』問世
為配合3月20日的『國際幸福日』，日本幸福協會(ウェルビーイング学会)亦新發表首份《日文版世界幸福報告》，以指標分析了日本和其他「七大工業國組織」(G7)國家的幸福狀況。現行國際《世界幸福報告》涵蓋全球約150個國家，雖然通常側重於國家排名，但此報告旨在從“日本視角”出發，對這些指標進行梳理，並解讀日本「幸福」的特徵及其影響因素。
自2012年起國際每年公布的《世界幸福報告》，是基於『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開展的，其「幸福感」的衡量只透過兩個有關「生活評估」問題來評分，採「坎特里爾階梯」(Cantril ladder)方式(0分代表最糟的生活，10分代表最好的生活)，想像一個階梯(從底部的0到頂部的10依序編號)。透過「你覺得目前的生活在這個階梯上處於哪個位置？」和「你認為五年後你的生活會處於什麼位置？」這兩個問題，來調查瞭解人們如何評價自己的生活現狀與未來展望。
從2006年到2024年，日本的「國際幸福指數」排名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日本的「健康預期壽命」多年來一直位居世界前列。雖然這只是國際比較中的相對位置，但也顯示在日本，「長壽」和「幸福」未必總是一致的。換句話說，即使「長壽」，人們在日常生活的滿足感和對未來的希望之間也可能存在差距。在此背景下，近年來，日本各界，包括產業界、政府、學術界和公眾，都開始關注並致力於提升「幸福感」。
此報告檢視了2006年至2025年間日本「人均GDP」和「幸福感」的變化情況，以及重大社會事件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經濟繁榮與「幸福感」並非必然存在高度相關性。另一方面，在諸如雷曼危機、新冠疫情以及政治格局變遷等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發生期間，「幸福感」的變化尤為顯著。這表明，「幸福感」的變化不僅與“個人心理”有關，也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此報告分析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七大工業國組織」(G7)國家(含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加拿大)在過去20年間的「幸福感」變化。結果顯示，儘管各國「幸福感」水平有波動，但近年來G7集團內部的差異趨於縮小。另一方面，日本在G7集團中始終排名墊底。那麼，造成這些「幸福感」程度差異和變化的原因是什麼呢？國際《世界幸福報告》採用經濟繁榮程度(人均GDP)、社會支持、健康預期壽命、生活自由、慷慨程度和低腐敗程度等指標作為解釋「幸福感」水平波動的全球通用因素。基於G7集團數據的分析表明，在這些因素中，「生活自由(能夠自主選擇人生的感覺)」和「低腐敗程度(對社會和機構的信任)」與「幸福感」水平的變化尤為密切相關。
2006年至2025年間，G7國家的「幸福感」變化能否用國際《世界幸福報告》提出的六大主要因素來解釋？如果可以，具體哪些因素能夠解釋「幸福感」的改變？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此報告運用「線性面板迴歸」(Linear panel regression)方法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決定「幸福感」的六大主要因素的變化能夠全面解釋G7國家「幸福感」的變化。此外，此報告也分析了在其他因素(統計上)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每個因素提高10%，國家「幸福感」會提高多少。結果顯示，「生活自由(自我決定權)」提高10%將使平均「幸福感」提高0.24分。「社會支持」水平提高10%也顯示(儘管在統計上接近顯著性臨界值)，平均「幸福感」水平將提高0.18分。然而，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只有「生活自由」和「低腐敗程度」能夠有力地解釋2006年至2025年間G7國家「幸福感」水平的變化。
自古以來，「幸福」一直是人類的共同願望，但如何衡量「幸福感」以及影響其波動的因素至今仍未完全清楚。此報告基於國際《世界幸福報告》的指標，彙編了包括日本在內的G7國家的數據，並分析了日本的「幸福」狀況及其背後的影響因素。此報告旨在加深對日本「幸福」狀況的理解，並為建構一個讓人們在生活中感到充實和充滿希望的社會做出貢獻。日本幸福協會計劃每年3月20日『國際幸福日』發布此《日文版世界幸福報告》。
目前，國內外對「幸福」議題的關注度日益提高。特別是《永續幸福目標》(Sustainable Well-being Goals, SWGs)(即「人、社會與地球和諧共處」)的概念，作為繼《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後的下一個全球議程，已獲得廣泛支持，而SDGs的目標將在2030年完成。事實上，聯合國已啟動了多項以『人與地球幸福』為中心的活動，在日本，產業界、政府、學術界和公眾也正攜手合作，共同促進「幸福感」。
如此報告所示，日本的「幸福感」水平目前令人遺憾地停滯不前。因此，日本幸福協會希望盡可能多的當代和後代都能感受到「幸福」和對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希望」。
- Martinez, R., Morsch, P., Soliz, P., Hommes, C., Ordunez, P., & Vega, E. (2021). Life expectancy,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nd burden of disease in older people in the Americas, 1990-2019: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Revista Panamericana de Salud Pública, 45:e114.
- Helliwell, J. F., Huang, H., Norton, M., Goff, L., & Wang, S. (2023). World Happiness, Trust and Social Connections in Times of Crisis. In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3 (11th ed., Chapter 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 Barrientos, C. (2023). Why Is Costa Rica One of the World’s Happiest Countries?. Villa Firenze website.
- VanderWeele, T.J., Johnson, B.R., Bialowolski, P.T. et al. (2025). The Global Flourishing Study: Study Profile and Initial Results on Flourishing. Nature Mental Health, 3,636-653.
- Ng, Y. K. (2022). 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n: Happiness—Concept, Measurement and Promotion (pp 133–143). Springer, Singapore.
- Choi, H., & Choi, E. (2025). Unraveling why happiness levels vary across cultures: Mechanisms underlying east‐west difference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9(9), Article e70078.
- Niiya, Y., Handron, C., & Markus, H. R. (2022). Will This Help Be Helpful? Giving Aid to Strang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784858.
- Ray, J. (2025). Global Generosity: World Felt Less Charitable in 2024. Gallup, World News.
- Goto, H. (2024). Japanese public perceptions of homelessness. Colloquium,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 Diener, E., Helliwell, J. F., & Kahneman, D. (Eds.). (2010).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大石繁宏 (2009)。「幸せを科学する―心理学からわかったこと」。新曜社，東京都。
- 大石繁宏 (2020)。「幸福感を科学的に測定・分析することで住民が「幸せ」を実感できるまちづくりを」。Sustainable Smart City Partner Program website.
- García, H., & Miralles, F. (2017). Ikigai: The Japanese Secret to a Long and Happy Life.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 Ishida, R. (2011). Enormous Earthquake in Japan: Coping with Stress Using Purpose-in-Life/Ikigai. Psychology Scientific Research, 2(8), 773-776.
👉延伸閱讀
- 《『幸福城市』的最新進展》專輯(I)：『斯德哥爾摩幸福指數』創新作法─幸福感貨幣價值所產生的鐘形曲線移動效應 (2026.3.21)
-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V)：將人民心理健康和快樂幸福的整體鐘形分配，往正面的方向移動，臺灣該是時候了！！ (2025.5.2)
-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IX)：『心理幸福感經濟學』─一項來自世界第二幸福國家的前瞻性研究 (2026.3.9)
- 《『預防心理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專輯(VIII)：最新研究─精神疾病、心理健康和心理幸福感 (2026.3.3)
- 陳嘉鳳 (2012)。「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白皮書之規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發展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陳嘉鳳、周才忠 (2011)。「海峽兩岸建構幸福社會的契機及挑戰：社區心理學家的觀點」。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論文宣讀，中央研究院。
- 陳嘉鳳、周才忠 (2012)。「台灣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之樣貌與未來之發展方向」。應用倫理評論，52期，83~113頁。
- 陳嘉鳳 (2013)。「從主觀快樂幸福感思考幸福政策」。主計月刊，694期，34~40頁。
- 陳嘉鳳、周才忠 (2011)。「拚經濟，也要拚快樂」。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版，2011/9/26。
-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六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