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8日 星期六

《『幸福國家』的最新進展》專輯(I)：蟬聯九次世界第一幸福國家─芬蘭人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3/28)

      芬蘭有兩句諺語：「幸福不是靠尋找，而是靠活出來的」和「苦難使人美麗」。芬蘭人並非生來就擁有彩虹般的容顏，而是他們透過努力才持續贏得世界第一幸福國家的頭銜。因此，本文介紹的內容，包括「芬蘭在世界幸福國家中的排名與優勢」、「赫爾辛基在全球幸福城市中的排名與優勢」、「芬蘭人的幸福智慧」(Sisu精神/洋特法則/社區意識/靜水流深性格等)、「芬蘭人的方活方式」、「北歐特殊論和例外國家(哥斯大黎加與以色列)」。芬蘭和北歐國家呈現出一種良性循環，其中各項關鍵的「制度」和「文化」指標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一個良好的社會。以及，哥斯大黎加的家庭紐帶和其他社會關係帶來的人民幸福感提升，以色列在深陷戰爭、內亂、經濟衰退、國際孤立等境遇中，其人民還能維持高度、持久的幸福感。這些教會『韌性臺灣』什麼幸福事？！無論如何，關鍵在於過去有什麼，現在做什麼？不是嗎~~


 幸福不是靠尋找 

 而是靠活出來的 

 ─  芬蘭諺語 

與俄羅斯之間有長達830英里的陸地邊界

芬蘭也有句諺語說—「苦難使人美麗」

芬蘭人並非生來就擁有彩虹般的容顏

而是他們透過努力才持續贏得世界第一頭銜！

  芬蘭在世界幸福國家中的排名與優勢 

      自2012年開始，《世界幸福報告》都會評估了近150個國家當前的「快樂幸福」狀況。各國排名是基於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提供的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數據。這份報告著重分析不同時期、國家和世代間人們對生活滿意度的改變。這份報告已成為滿足全球日益增長的將「Happiness(快樂)」或「Well-being(幸福)」置於政策制定優先地位的需求的不可或缺的資源。芬蘭從2018~2026年第九度蟬聯“世界第一幸福國家”的寶座。

       拉丁語起源的一句諺語─「靜水流深」(Still waters run deep)，可以用來貼切形容芬蘭的民族性。但與其他更外向地表達的國家相比，例如美國(W23)和英國(W29)和也落在世界20名幸福國家之外。那芬蘭人民“持久”快樂幸福的關鍵原因是什麼呢？

      即使在全球不確定性的大環境中，「人均GDP(收入)」(W17)和「健康預期壽命」(W18)也非特別突出，芬蘭在「免於腐敗的程度」(W2)、「社會支持」(W9)和「生活選擇的自由度」(W11)等關鍵面向的名列前茅，進而拉抬了國家整體的生活「幸福感」。雖然與去年相較，「社會支持」和「生活選擇的自由度」的名次有退步一些。或許，「生活水準」不能完全用"金錢"來定義。更重要的是，芬蘭人”知道何時擁有足夠的財富”。「幸福」，雖然是一種難以捉摸的感受，但還是有可參考的主觀與客觀指標去進一步理解，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的人們正在做一些什麼正確的事情。

       比較值得重視的，芬蘭在「慷慨」(W46)程度的表現不是很佳，在「親社會行為」方面亦是如此，例如過去一個月內「捐款給慈善機構」(W46)、「參加志工活動」(W71)、「向陌生人伸出援手」(W96)。或許，這些是芬蘭人較處於劣勢的地方。反過來說，除了顯示芬蘭的「幸福不平等」程度較低外，也是芬蘭完善的「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制度的一種體現。此外，這亦可歸因於芬蘭更傾向於全民參與的、國家主導的「社會福利」體系，而非個人「慈善」行為(Helliwell et al., 2025)。

       此外，芬蘭在「負向情緒」(Negative emotions)方面高居世界第11位，比去年下降了4名(W7)。此測量方式是關於前一天經歷三種情緒(*擔憂、悲傷和憤怒)的二元反應(0=否，1=是)之該國全體受試者平均值。在「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s)方面為第39位，比去年退步了14名(W25)。此測量方式是關於前一天經歷三種情緒(*笑聲、享受/愉悅和興趣/愛好)的二元反應(0=否，1=是)之該國全體受試者平均值。

       在2023年的《世界幸福報告》中，重新估計了「生活評估」方程式，同時加入了「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以部分實現亞里斯多德的假設，即持續的「正向情緒」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撐(De Neve et al., 2013; Fredrickson, 2001)。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心理學』中的一項發現，即在預測壽命(Danner et al., 2001)或對普通感冒的抵抗力(Cohen et al., 2003; Doyle et al., 2006)時，「正向情緒」的存在遠比沒有「負向情緒」重要。與此證據一致，「正向情緒」在「生活評估」最終方程式中具有顯著且重要的影響，而「負向情緒」則沒有影響。類似地，正向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大於孤獨的影響(轉引自Helliwell et al., 2023)。

      雖然北歐國家中可能有「絕望死亡」和「生活評估」雙高的矛盾情況，但這些都是例外。據2025年《世界幸福報告》的調查顯示，2000~2019年期間，全球59個國家(不含中國和印度)中，「絕望死亡」(deaths of despair, DOD)(自殺、酗酒和吸毒過量)比率，最高的是斯洛維尼亞，蓋亞那(南美洲)次之，美國居第三位。而在西歐和北歐國家中最高的則是芬蘭，比利時居次，瑞典再次之。這一研究發現，凸顯了一個“悖論”。北歐國家在歐洲「絕望死亡」排名中名列前茅，並且在全球「主觀幸福感」排名中也名列前茅(O’Connor et al., 2025)。

       但事實上，自2000年以來，在調查的59個國家中，有高達3/4的國家因絕望而死亡的人數有所下降，降幅最大的是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等東北歐國家，其次是哈薩克、芬蘭、瑞士、盧森堡和丹麥，這些變化主要是由於「自殺率」普遍下降。儘管北歐國家通常在「生活評估」(*幸福感)中名列前茅，但其中許多國家(例如芬蘭)的「絕望死亡」比率也相對較高。這種表面上的矛盾在過去被稱為一個“謎題”(Helliwell,2007)，例如北歐國家的「主觀幸福感」指標很高，但「自殺率」卻不低，而「自殺率」和「生活滿意度」之間又存在著強烈的負相關性(轉引自O’Connor et al., 2025；周才忠、陳嘉鳳，2010)。

       在2025年《世界幸福報告》中，亦顯示了隨著時間的推移(2006~2019年)，芬蘭「生活評估」和「絕望死亡」人數的年度變化之間的關係，據其趨勢線表明，「生活評估」的提高與「絕望死亡」的減少有關。一般來說，高「生活評估」並不會伴隨高「絕望死亡」。同時，點的分散性表明，這兩個變項不是簡單地相互對立。事實上，改變「生活評估」只能解釋不到10%的“因絕望而死亡”之案例。從經驗來看，正是這種不精確的配對使得芬蘭等國家在這兩方面都名列前茅(O’Connor et al., 2025)。

      儘管在概念上相關，但「絕望死亡」與「生活評估」不同。前者顧名思義，是「絕望」的「負向情緒」造成的，而後者則是一個人對自己生活感受的認知評價。「負向情緒」和「認知評價」是相互關聯的，但並非單純地相互對立。此外，「絕望」比當下的「負向情緒」更具前瞻性。因此，從概念上講，它與「生活評估」的關聯比許多其他「負向情緒」更小(OECD, 2013; Kapteyn et al., 2015)(轉引自O’Connor et al., 2025)。

       總而言之，雖然有些國家可能有「絕望死亡」高和「生活評估」高的情況，但這些都是例外。從概念上來說，「絕望死亡」和「生活評估」有關又截然不同，例如：前者是與「無望感」(Hopelessness)相關的行為，而後者則是對自己當前整體生活的主觀評價。它們的決定因素相似但並不相同，例如：「絕望死亡」對人口結構較為敏感，「生活評估」則對人均GDP、自由、社會支持較為敏感。無論如何，增加「親社會行為」，特別是“捐贈”可以改善兩種結果，減少「絕望死亡」並提高「生活評估」。眾所周知，「親社會行為」有助於個人幸福，並使社會變得更支持、合作和信任。因此，社會可以透過投資支持「親社會行為」的條件而受益(O’Connor et al., 2025)。

 赫爾辛基在全球幸福城市中的排名與優勢  

       目前，世界超過1/2(55.3%)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2018年全球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548座。城市是經濟引擎，全球超過80%的GDP都誕生於城市之內(The World Bank, 2019)。城市實現了高效的勞動分工，帶來了集聚效應和生產力提升，催生了新的理念和創新，從而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城市的經濟成長往往超過其所在國家(轉引自De Neve & Krekel, 2020)。

 一、《世界幸福報告》的全球幸福城市調查 

       2020年的《世界幸福報告》首次基於居民自評「幸福感」 (Well-being)對全球城市進行排名。此與現有的城市「生活品質」排名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例如《經濟學人》的《全球宜居指數》(Global Liveability Index)(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9)，此根據涵蓋五大領域的質性和量化指標構建的綜合得分對城市進行排名。而《世界幸福報告》的2020年排名並非依賴研究人員認為相關的因素列表，而是基於城市居民對自身「生活品質」的「自我評估」。這樣一來，居民便可以自由地思考和權衡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無論這些因素是研究人員所能觀察到的還是無法觀察到的。可以說，這種由下而上的方法賦予了民眾直接的發言權，而非像由上而下的方法那樣，預先決定哪些因素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至關重要。重要的是，利用『幸福調查』的回饋，能夠讓我們更全面地瞭解「幸福」的驅動因素。事實上，透過『幸福調查』，我們可以確定不同領域在塑造「幸福」方面的相對重要性，從而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實證指導，幫助他們優化人民「幸福」(轉引自De Neve & Krekel, 2020)。

       據2020年《世界幸福報告》針對全球186個城市的「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排名結果顯示，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位居世界第一幸福城市。丹麥奧胡斯第2名；丹麥哥本哈根第5名；美國紐約第30名；英國倫敦第36名；法國巴黎第43名；臺灣臺北市第47名；新加坡第49名；日本東京第79名；南韓首爾第83名；中國北京第134名)。全球排名前十名的城市中，超過一半位於斯堪地納維亞半島。其中有兩座位於紐西蘭(首都威靈頓)和澳洲(布里斯本)。只有瑞士的蘇黎世和以色列的特拉維夫既不在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也不在澳洲或紐西蘭(De Neve & Krekel, 2020)。

       儘管根據居民對主觀評定預期未來生活幸福感的排名顯示，赫爾辛基位居第8名，丹麥奧胡斯第6名，丹麥哥本哈根第7名，它們也分別列為當前「主觀幸福感」評定的前十名城市。但令人驚訝的是，在樂觀展望的前十名城市中也包括一些新興城市。其中許多城市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以及非洲的許多地區。事實上，在未來「生活評估」排名中排名第二、第三和第五的城市分別是巴拿馬的聖米格利托、哥斯大黎加的首都-聖荷西和巴拿馬的巴拿馬市，而排名第四和第十的城市分別是迦納的首都-阿克拉和獅子山的首都-自由城。烏茲別克的首都-塔什干則擁有最樂觀的未來展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城市居民的樂觀態度與拉丁美洲社會普遍較高的主觀幸福感相呼應(De Neve & Krekel, 2020)。

        2020年《世界幸福報告》的城市「主觀幸福感」調查也發現，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略高於其所在國家人民的平均「幸福感」，尤其在「幸福感」較低的城市居民中更為顯著。之後，這種差異會隨著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提高而逐漸減弱，甚至在「幸福感」較高的城市居民中出現了逆轉現象。因此，在較高的「幸福感」和經濟發展水平下，國家平均「幸福感」是城市「幸福感」的非常強烈的預測指標。但此分析純粹是描述性的，無法就“都市化”本身對「幸福感」的影響做出因果推論。於是，探究對城市居民而言最重要的「生活品質」因素，將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De Neve & Krekel, 2020)。

 二、《幸福城市指數》的全球城市評比 

       英國倫敦的「生活品質研究所」(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每個年度都會公布世界『幸福城市』排名，此結果是根據研究人員研發的82項指標所得出的，這些與居民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直接相關。其量化方法針對客觀資訊、公開資料和居民訪談的分析，主要根據26個不同的活動領域來區分和評估城市。六個關鍵類別包括「公民」、「治理」、「環境」、「經濟」、「健康」和「流動性」，其中「健康」是去年新加入的，包括心理健康、安全、營養和工作與生活平衡，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所帶來的挑戰。最後，再評比出前200個『幸福城市』，其中金牌獎30個(W1~W30)、銀牌獎70個W31~W100)、銅牌獎(W101~W200)，今天只保保留前50名為「金牌城市」，50~251名列為「幸福城市」。今年的評選還包含一項象徵性的「團結一致」(Solidarity)舉措。雖然正式排名涵蓋了250個城市，但基輔被賦予了第251名的位置，且未進行評分或比較，以此表達對烏克蘭市政府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所做努力的敬意。此指數並非旨在選出全球「最佳城市」。相反，它旨在甄選那些在良好治理、永續性、「韌性」(Resilience)和「生活品質」方面取得均衡發展的城市，從而展現更加平衡的城市發展圖景。為了維持平衡和公平，只針對每個國家最多30個最大的城市(*該市人口必須至少佔其所在國家總人口的0.1%)進行分析，以防止任何單一國家過度代表性。

※圖片來源：「Happy City Index」網站

       2026年第六屆《幸福城市指數》評比結果，已於3月20日『國際幸福日』當天在英國國會(西敏宮)公布。亦邀請了從世界各地830名研究人員中遴選出的三位來倫敦參加此正式的發表會。今年最結果是由初步篩選了3500個城市，並對其中900多個城市進行了深入分析，很可能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專注於「城市發展」以及如何衡量「永續城市」進步的研究。因此，《幸福城市指數》是一個分析硬性、可比較和可衡量數據的框架，旨在使「城市發展」變得易於理解、以證據為基礎且可操作。它是迄今為止最準確、最有意義的評估。更重要的是，《幸福城市指數》始終將市民及其幸福放在“首位”，並關注其當下和子孫後代的幸福。

※圖片來源：「Happy City Index」網站

       今年由丹麥哥本哈根蟬聯冠軍寶座。芬蘭的赫爾辛基居次，從去年的第14名躍升至亞軍地位，與芬蘭第九次蟬聯全球第一幸福國家相輔相成。今年也入榜前250名的芬蘭其他城市共有三個，包括艾斯博(第13名)、土庫(第41名)和于韋斯屈萊(第90名)。令人深感意外，去年名列前十名的新加坡(W3)、南韓首爾(W6)和臺灣臺北市(W8)也分別退步到第22名、第26名與第46名。臺灣新北市今年首度入榜(W44)「金牌城市」(W1~W50)，就一舉超越了臺北市、美國舊金山(W45)、英國的愛丁堡(W47)和倫敦(W48)。

         去年曾入榜的臺灣其他城市，今年名次則大幅滑落或跌出榜外：新竹市(W75→W150)、彰化縣(W87→W250榜外)、高雄市(W91→W135)、臺中市(W113→W142)、桃園市(W115→W250榜外)、臺南市(W134→205)、嘉義市(W172→W203)、基隆市(W172→W174)。其中，深具意義的是，去年新竹市在《幸福城市指數》的「經濟」面向排名高居全球第13位，而新加坡更名列全球第2位。目前，全國主要縣市平均家庭年所得排名，新竹縣和新竹市名列前兩位，超越了臺北市和新北市。這再一次證明，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財富可能不是民眾快樂與否的唯一條件(陳嘉鳳、周才忠，2011a/2012)。

     『幸福城市』的倡議，通常透過重新定義「城市成功」，圍繞「幸福感」、「社會連結」(Social connection)和永續性而非僅僅是「經濟成長」來實現系統性變革。這往往需要「二階變革」(Second-order Change)的作法，其涉及改變核心規則、政策和文化價值。例如，從「自上而下」的治理轉向「賦權」的協作規劃，讓居民們參與定義什麼能讓城市幸福。在「價值轉型」方面，應挑戰傳統的城市規劃，使其更重視永續性和「社會正義」。再者是「多維指標」，而不僅僅是「經濟」指標，正如《幸福城市指數》的「公民」、「治理」、「環境」、「經濟」、「健康」和「流動性」六個關鍵類別所見。

 芬蘭人有什麼關於「幸福」的智慧？

 一、「Sisu」的堅韌不拔精神 

       如同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北歐國家，芬蘭人也長期生活在天冷多雨、冰河地形的環境中。「Sisu」是一個芬蘭語單詞，詞源為“sisus”，其字面上意思是“內臟”或“腸子”。芬蘭作家兼主教-丹尼爾·尤斯萊紐斯(Daniel Juslenius)在他的字典中將「sisucunda」定義為人體中強烈情感的來源。「Sisu」有多種翻譯，堅忍不拔的決心、堅定不移的目標、恆毅力(Grit)、勇敢、韌性(resilience)、堅韌(hardiness)。因此，對芬蘭人來說，「Sisu」所衍生的意涵是：一種民族性格；一股超越能力極限的心理力量；一種再次振作起來的內在能量；一把開啟生命、愛情和成功的鑰匙；一種行動導向的思維模式；一種生活方式。此促發芬蘭人，縱使在最艱難的「逆境」中，也可本能地、無條件地堅持不懈、堅韌不拔，並激勵著一代又一代芬蘭人不斷前進。這樣的「Sisu」精神，昇華到某一定程度，可能就會讓多數芬蘭人“不會抱怨，只會享受”了。這也使得芬蘭人能夠將「樂觀主義」，真真實實地體現在他們“日常生活”之中(Smirnova, 2018)。

     「Sisu」的精神可視為一種芬蘭社會的“黏合劑”。1917年，在芬蘭脫離蘇聯獨立後，「Sisu」一詞幫助“定義”了整個國家，因為在新國家建立初期，「Sisu」理念被知識分子視為一種獨特的芬蘭特質。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戰爭」期間，蘇聯空軍對芬蘭的城市(如赫爾辛基)、工業設施和民用基礎設施進行了大規模轟炸，但芬蘭人奮起抵抗，最終保持了獨立。《紐約時報》在1940年刊登了一篇題為《Sisu：一個解釋芬蘭的字》的文章。由於「Sisu」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這讓芬蘭人感覺到身上有一些正面的東西，它告訴芬蘭人為什麼這個民族能在嚴寒中生存下來。這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正在尋找自身的正面形象，所有這些都強化了芬蘭人身上有特殊之處的想法(Smirnova, 2018)。

※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1940)」

       過去100年的芬蘭歷史，強化了「Sisu」這項芬蘭特色。在「冬季戰爭」後，芬蘭儘管遭受了巨大的苦難，但仍光榮地向蘇聯全額支付了賠款，從而避免了國家獨立遭受進一步威脅。 「Sisu」正是芬蘭國家光榮生存精神的體現。此印證了“歷史塑造了幸福，幸福也塑造了歷史”這個定律(Smirnova, 2018)。

      「Sisu」精神也可能讓人難以承認自己的弱點。如果用力過猛，最終可能會精疲力竭。雖然「Sisu」精神與關懷自己和他人的同情心結合至關重要。同時，「Sisu」精神在芬蘭作為社會紐帶的作用似乎正在減弱，它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大多數時候，年輕人甚至不以身為芬蘭人或擁有「Sisu」精神為榮，他們常常認為國外更好(Smirnova, 2018)。

       顯然，「Sisu」並非芬蘭成功的唯一原因，但如果沒有這種精神，芬蘭人將會截然不同，現在可能就得說俄語了。這讓人想起1939年蘇聯入侵芬蘭，芬蘭最終保住了獨立。

 ※芬蘭的「社會韌性」

      在歐洲，隨著國際舞台上各種敵對行為體的混合威脅和常規威脅日益增加，「韌性」(Resilience)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鑑於俄羅斯日益增強的對鄰國動用武力的意願，「韌性」對於與俄羅斯接壤的國家(如芬蘭和拉脫維亞)而言是一個優先議題。「韌性」取決於諸多因素，包括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決定社會的自組織能力)以及強大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而且「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與「國家安全」有關，可以增強預防、抵抗和應對混合型和常規軍事攻擊的能力。例如，2014年俄羅斯非法吞併克里米亞並在烏克蘭東南部發動混合戰爭後，「韌性」概念在拉脫維亞的政治和軍事論述中變得尤為重要。(Berzina, 2026)。

       芬蘭的「社會韌性」是建立在對政府的高度信任、強大的社會凝聚力以及涵蓋公共機構和個人的全面安全方針之上。它涉及透過社會關係、公平和積極的供應鏈安全保障來應對危機(例如新冠疫情、地緣政治威脅)的集體適應能力(*社會資本)，並採用的涵蓋不同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之間關係和互動的「綜合應對模式」。例如，超過九成的民眾對當局(警察/救援服務)信任，此確保了危機期間安全準則的嚴格遵守；「綜合安全模式」是以一種“全社會參與”(Whole-of-society)的方法，將國家安全與日常生活結合，確保對挑戰做出快速反應；在社區行動」方面，從個人韌性轉向集體韌性，重點在於社會連結和共同責任，尤其是在區域地區(Ruggiero et al., 2024)。

 二、「洋特法則」的訓示 

        芬蘭語中的「洋特法則」(Janten laki)是北歐文化中一條不成文的社會準則，強調謙遜、平等和集體主義，而非個人成就。它不鼓勵標新立異或表現得高人一等，旨在維護社會和諧。在芬蘭，這種精神支持平等主義，但有時也會對過度自誇或競爭行為表示不滿(Norman, 2024)。

※圖片來源：「Scandinavia Standard 」網站

       「洋特法則」的概念最早出現在丹麥-挪威作家-阿克塞爾·桑德摩斯(Askel Sandemose)1933年出版的小說《逃難者跨越自己的軌跡》(En Flyktning Krysser Sitt Spor)中。在這部小說裡，桑德摩斯講述了一個虛構的丹麥小鎮洋特的故事，鎮上所有居民都被要求將個人身分融入集體。雖然桑德摩斯是第一個提出這個概念的人，但他認為這種現象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鄉村和城市中都存在(Norman, 2024)。

       日本也同樣有類似重視群體和諧與謙遜的北歐「洋特法則」，這體現在一句諺語中：“槍打出頭鳥”。此暗示，任何標新立異或挑戰群體規範的人都會面臨被迫“順從”的社會壓力。但與「洋特法則」不同的，日本對凝聚力的重視是根植於數百年來的“社會動態”(Kelsey, 2026)。

 三、強烈的「社區意識」

       在芬蘭，「社區」(芬蘭語為yhteisö)通常指的是一群因共同的興趣、地理或認同而團結在一起的人，其特徵是彼此之間有著牢固、信任和持久的聯繫。在危機情況下，互相幫助的機會通常很多，這也有助於建立團結一致感。與朋友和家人的團結，可以幫助芬蘭人度過各種困難。此外，更是構成了芬蘭持續位居世界幸福指數前列的基石。例如公共聚集場所和休閒空間(桑拿房)等幸福基礎設施，有助於建立社交聯繫，並增強「社區歸屬感」。這些要素共同打造了一個“韌性社區”(Resilient community)，從而維護心理健康和個人生活滿意度(Salovaara, 2024; Chen et al., 2022)。

 四、「靜水流深」的民族性格 

       芬蘭人熱情、開放、真誠，儘管他們可能會告訴你不是這樣。例如，芬蘭流傳一則自嘲式笑話：「一個內向的芬蘭人在和你說話時會看著他的鞋子；一個外向的芬蘭人會看著你的鞋子」。著有《安靜的力量》一書的美國作家蘇珊‧坎恩也曾開玩笑說：「如果一個芬蘭人盯著你的鞋子而不是自己的，那就表示他喜歡你」。這樣民族性格來自於「積極的沉默」(Hiljaisuus)特徵—此沉默，在芬蘭文化中並不令人感到不適或空虛；它是信任、尊重和深厚聯繫的標誌。這種文化特徵凸顯了芬蘭人對深度而非喧囂的偏好，從而造就了一個穩定、滿足且通常「安靜」的社會。此外，對於那些在社交和宅家充電(養精蓄銳)之間搖擺不定的人來說，「Hiljaisuus」或許是一個完美的折衷方案(Ali, 2026; Bartter, 2025)。

 芬蘭人體驗生活幸福的方式，是從何而來？

 一、成功實現工作與生活的最佳平衡 

       芬蘭人將親近大自然視為優先事項，「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是首要考慮。它讓你有時間在日常生活中放鬆，也讓你有時間關照自己。大多數芬蘭人會在傳統的夏季小屋度假。無論經濟或物質狀況如何，與朋友和家人共度美好時光，可以讓生活變得無限美好。

       他們並不完全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更好的定義是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滿足，對現在的生活感到滿意。

 二、對功能性社會和政府的信任 

      「信任」，顯然在芬蘭社會根深蒂固，例如，小孩獨自步行去學校、母親在室內購物時將嬰兒放在嬰兒車裡留在人行道上、遺失錢包有極高比例被送回...。另外，芬蘭人說話算數，口頭協議傳統上與書面協議具有同等的法律約束力。芬蘭的高度信任和自由意味著全國各地都能找到幸福，事實上，在2026年《幸福城市指數》中，芬蘭共有四個城市躋身世界最佳之列，包括赫爾辛基(第2名)、艾斯博(第13名)、土庫(第41名)和于韋斯屈萊(第90名)，此突顯了深思熟慮的決策如何直接影響「生活品質」。

 三、觸手可及的大自然 

       在芬蘭，「大自然」從未遠離，芬蘭人的幸福是平靜祥和的。例如清新的空氣、純淨的水和在樹林裡散步。芬蘭有一項被稱為《每個人的權利》的規定，允許芬蘭人免費使用幾乎每一片森林、湖泊和海濱地區。因此，有大量機會接觸「大自然」，這在芬蘭許多人的生活和「幸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是對事物運作方式的欣賞，以及停下來欣賞生活中小事的能力。也許，這是我們生來就擁有的東西。

       在芬蘭夏季最熱的幾個月裡，天根本不黑，而且越往北走，太陽照耀的時間就越長。這段時間，每個人都在午夜陽光下充滿活力向光而行。即使一年中有部分時間沒有陽光，芬蘭人的生活滿意度仍然很高。

 四、其他多元的休閒娛樂活動 

       芬蘭是世界上最北的國家之一。如果冬天寒冷的天氣和缺乏陽光，足以讓你感到沮喪，那麼你很可能不是芬蘭人。

      從理論上講，芬蘭應該是「季節性憂鬱症」(Seasonal depression)的典型案例：隆冬時節，芬蘭每天只有6個小時的日照，芬蘭人與黑暗之間似乎有著一種近乎浪漫的連結。再加上零下低溫和永不復返的陰雲，照理說，芬蘭應該是“集體情緒低落”的代名詞(Ali, 2026)。但芬蘭仍然成為最幸福的居住地，因為這裡還有其他豐富的景點，如滑雪、桑拿(*三溫暖)、節慶與社區活動，以及適合所有年齡層兒童的“聖誕老人”。

       他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我們希望以前看到並且可以開始做的事情？還是氣候和人文、自然環境的獨特之處使他們與眾不同？在這個人們追求幸福卻難以捉摸的世界裡，芬蘭就像一座快樂的燈塔，閃閃發光！！

『北歐特殊論』：是什麼解釋了為何北歐國家一直名列世界最幸福國家之列？

      自2013年至今，每當《世界幸福報告》發布年度「世界幸福指數」排名時，芬蘭、丹麥、挪威、瑞典和冰島這五個北歐國家都位列前十，並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包辦前三名。顯然，就平均「生活滿意度」而言，北歐國家在某些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北歐的特殊性並非僅限於公民的幸福感。無論檢視民主和政治權利狀況、腐敗程度、公民間的信任度、安全感、社會凝聚力、性別平等、收入分配公平、人類發展指數，或是其他許多全球指標，北歐國家往往都名列前茅(Martela et al., 2020)。

       許多理論被提出以解釋北歐人高「快樂幸福感」的原因，從成功的現代化(Inglehart, 2010)和更好地扶持弱勢群體(Biswas-Diener et al., 2010)到高水準的「社會資本」(Bjørnskov, 2003)。Martela等人(2020)回顧其中最主要的理論，以檢視它們對北歐人「快樂幸福感」的解釋力。他們將轉向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這些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連結的？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至關重要的相互關聯和回饋機制，如下摘要所示：

 天氣、面積小、同質性高和自殺——揭穿與北歐快樂幸福感相悖的四個迷思，這些因素其實關係不大 

       首先，北歐國家確實沒有人們通常認為的那種宜人的熱帶氣候；相反，北歐的冬季往往漫長、黑暗且寒冷。人們在評估「生活滿意度」時確實會考慮「天氣」變化，過熱、過冷或過多的雨水都會降低「生活滿意度」。然而，「天氣」變化的影響通常較小，而且會受到人們的預期和季節性模式的影響。根據現有證據，「天氣」可能並非影響北歐人「快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其次，有一種說法認為，北歐國家除了擁有較高的「幸福指數」外，「自殺率」也很高，看似矛盾。然而，儘管北歐國家，尤其是芬蘭，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自殺率」相對較高，但此後「自殺率」已大幅下降。如今，北歐國家的「自殺率」已接近歐洲平均水平，與法國、德國和美國等國的自殺率也相近。儘管像北歐這樣的富裕國家「自殺率」往往高於貧窮國家，但整體而言，預測「生活滿意度」較高的因素往往也預測「自殺率」較低。因此，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似乎是基於“過時”的資訊，因為北歐的「自殺率」並不特別高，而且理論模型能夠很好地預測北歐的「自殺率」，這些模型表明，相同的因素既能提高北歐的「生活滿意度」，又能降低自殺率「自殺率」。

       第三，人們常認為，與人口眾多、族群多元化的國家相比，在北歐等人口規模較小、族群同質性較高的國家更容易建立「福利社會」。然而，研究並未發現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與「生活滿意度」之間有任何正相關或負相關。此外，人口較少的國家平均而言並不比人口較多的國家更加同質。事實上，如今的北歐國家族群組成相當多元化，瑞典約有“19%”的人口出生於國外。此外，根據《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的分析，一個國家內的移民比例對當地居民的平均「快樂幸福感」水準沒有影響，幸福感最高的十個國家的外來人口比例平均為“17.2%”，約為世界平均水準的兩倍。其他研究也傾向於發現，移民對當地居民的「快樂幸福感」有輕微的正面影響，而非負面影響。因此，族裔「同質性」並不能解釋北歐人的「快樂幸福感」。

      此外，一國境內的移民往往與本地出生的人「快樂幸福感」相近。「政府機構或體制的品質」對北歐人的「快樂幸福感」影響巨大，而這些機構服務於所有居住在該國的人口，包括移民。這或許可以解釋北歐國家在各國外來人口「快樂幸福感」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原因，芬蘭、丹麥、挪威和冰島則名列前四，瑞典則名列全球第七。 因此，北歐國家的「快樂幸福感」優勢也惠及移居這些國家的人們。

 北歐國家呈現出一種良性循環，其中各項關鍵的「制度」和「文化」指標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一個良好的社會 

       當然，瞭解一個能夠創造「幸福」的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與將一個社會改造為遵循這種模式之間，仍然存在差距。低信任度的社會很容易陷入惡性循環：民眾對貪腐機構的信任度低，導致納稅意願低，也缺乏對改革的支持，而這些改革本來可以使國家更好地服務於公民。因此，擺脫惡性循環、邁向良性循環並非易事。以下是一些建構有效路徑的建議：

       首先，「機構或體制的品質」在保障公民「快樂幸福感」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因此，最大限度地減少腐敗，最大限度地提高公民在各項決策中的參與和代表性，有助於確保機構服務公民，並維護公民的信任。民主品質以及新聞自由、知情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和強大的公民社會等因素，在確保政府「責信」和以「公民」為導向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文化」層面，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培養公民的「社區意識」、「信任感」和「社會凝聚力」。一個分裂的社會難以提供能普遍提升每個公民幸福生活的公共產品。在一個分裂的社會中，人們往往不太支持各種福利，因為他們擔心這些福利也會惠及「其他」群體。當人們彼此關心、互相信任時，就能為建立大眾對各種公共產品和福利項目的支持奠定更穩定的基礎。

       因此，從「制度」層面來說，建立一個值得信賴且運作良好的政府；從「文化」層面來說，在公民之間建立「社區意識」和「團結意識」，是建構一個「幸福」社會的關鍵步驟。雖然北歐國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福利國家發展道路，但每個國家都必須遵循自己的道路。如果公民的「快樂幸福」真的是政府的目標，那麼認真研究影響公民幸福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就是開啟以實證為基礎的實現這一目標的第一步。

       正如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傑斐遜在1809年所指出的那樣，「維護人類的生命和幸福，而不是毀滅它們，才是良政的首要且唯一合法目標」。

 有例外的國家嗎？臺灣是否為其中之一？ 

※圖片來源：Carla Rosch/BBC    

       據今年《世界幸福報告》的排名結果顯示，前列國家已不再侷限於西方已開發經濟體，哥斯大黎加位居第四，首次躋身前五名(去年第六)，創下拉丁美洲國家有史以來的最高排名。瑞典則退步一名(第五位)。哥斯大黎加在2023年還排名在第23位，今年一下躍升至第四名，此報告將此歸因於家庭紐帶和其他社會關係帶來的「幸福感」提升。據Barrientos(2023)指出，哥斯大黎加成為世界上最幸福國家之一的十大理由，包括：(1)「純粹生活」(Pura Vida)哲學；(2)與自然親密接觸；(3)全球永續生活的典範；(4)強大的「社區意識」和「社會支持網絡」；(5)政府將人民的健康與幸福放在首要位置；(6)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7)正向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如民主、和平與穩定)；(8)重視健康飲食(如營養豐富的新鮮食物)；(9)享受輕鬆的熱帶生活方式；(10)尼科亞半島是全球五個最長壽的「藍區」(Blue Zones)之一。

       另一個例外的國家是以色列。自2012年首份《世界幸福報告》發布以來，以色列一直名列在前14位的幸福國家之林。尤其，2023年表現最佳(W4)，今年與去年仍然位居第八。在深陷戰爭、內亂、經濟衰退、國際孤立等境遇中，其人民還能維持高度、“持久”的幸福感。以色列社會揭示了什麼獨特因素或「韌性」精神呢(Eshman, 2025; unpacked & ILH Staff, 2024; Lynn, 2025)？         

 一、社會資本：幸福的支柱

       以色列社會的顯著特徵之一，是強大的「社會資本」意識。這個比1/2臺灣還小的國家，「家庭紐帶」十分深厚(*親人也是鄰居)。這種親密關係創造了一個互相支持的環境，深入參與彼此的生活。

 二、社區：力量的泉源 

       以色列社會也依靠強大的「社區」聯繫而蓬勃發展，其以緊密團結的「社區」氛圍聞名，「社區」裡每個人都互相認識。這種“集體認同感”能培養歸屬感和支持感。例如生育和葬禮等重大人生事件都是集體事務，鄰居經常團結起來提供餐點和支持。這種強調“沒有人是孤獨的”的「關懷」文化，有助於提高人們的「幸福感」。

 三、人生目的在幸福中的作用 

       以色列人從小就被鼓勵參與「社區」活動和「社會」團體，孵化其瞭解「社區」需求並以善舉做出回應。無論是在危機期間做志工還是簡單地幫助鄰居。這些經驗可以培養歸屬感且幫助孩子們形成強烈的認同感，從而提升了他們自己的「幸福感」。

 四、韌性：以色列幸福的核心 

       猶太民族在歷史上面臨無數生存威脅，但其公民仍選擇希望和決心。這種「韌性」深植於以色列人的心靈中，塑造了他們的人生觀。即使面臨悲劇，人們仍然找到慶祝生活的方式，無論是透過文化活動還是社區聚會。以色列的苦難，恰是其「幸福」的原因。

       總而言之，以色列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之一，是社會凝聚力、目標、社區參與和「韌性」複雜互動的結果。即使在困難時期，這個國家仍然能夠保持正向的態度。這源於其強大的家庭紐帶和社區關係，這些連結培養了一種歸屬感和支持感，這對個人幸福至關重要。

       以色列人已經學會擁抱生活，選擇快樂和聯繫而不是絕望。因為克服生活中的挑戰，本身就是一種滿足。這種明顯的矛盾其實說明了一個深刻的真理，其為猶太智慧的核心，例如「gam zu l'tovah」(*這也是最好的)，它得到了現代『正向心理學』的支持。

        以色列人堅信一切事物都有其目的，即使他們不能立即看到。這反映了猶太人的理解，即每一次經歷都有意義且有成長的潛力。當以色列人走出防空洞，繼續以堅定的決心甚至喜悅建立他們的生活時，他們就體現了這種古老的智慧。

 這個「我們將再次跳舞」的猶太民族 

 教會『韌性臺灣』什麼幸福事？！ 

       我們對於此『全民心理健康和社會韌性』的未來藍圖，可期待些什麼？或許，關鍵在於過去有什麼，現在做什麼。但至少，我們可以立基在「永不輸給風雨」的過去，未來當臺灣人走出防空洞時，能夠更加以堅定的決心、智慧甚至喜悅，繼續開展他/她們的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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