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6/26)
近年來,全球公共治理逐漸由追求經濟成長轉向重視人民幸福,「幸福」已成為衡量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本文介紹「社會指標」與「幸福指數」的理論內涵,說明客觀生活條件與主觀幸福感相輔相成,並探討世界衛生組織(WH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世界幸福報告》等國際幸福治理的發展趨勢。本文進一步解析《幸福城市指數》(Happy City Index)的發展沿革、評比方法及六大評估構面,並介紹2026年成立的『幸福城市聯盟』,說明其推動全球幸福城市合作的理念。同時,分析2026年全球評比結果及臺灣城市的表現,發現新北市與臺北市雙雙躋身全球前50名「金牌城市」,展現臺灣在健康、治理、公共服務及生活品質上的競爭力,但高房價、交通安全、環境品質及生活壓力仍是未來的重要挑戰。本文認為,城市競爭力不應僅以經濟成長衡量,而應兼顧健康、教育、環境、治理及生活品質等多元面向,透過「以人為本」的幸福治理,打造更宜居、更永續的『幸福城市』。
『社會指標』與『幸福指數』的雙箭合璧
在評估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程度時,我們不能僅僅依賴單一的角度。從客觀數據與主觀感受的對比中可以發現,衡量現代社會的「幸福」主要分為兩大核心系統:關注客觀條件的『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以及反映內心感受的『幸福指數』(Happy Index)。雖然兩者都試圖將生活品質量化,但其衡量對象與評估方法存在著根本上的差異,兩者從不同的維度出發,共同拼湊出社會面貌的完整拼圖(Helliwell, 2018; Delsignore et al., 2021)。
一、打造社會的骨肉:社會指標與客觀資源
『社會指標』的核心在於提供「客觀」(Objective)且可被精確量化的數據。它著重於社會發展的「手段與資源」,也就是一個國家或體制實質上為其人民創造了什麼樣的生存環境,測量的是既定事實、資源多寡以及具體的環境條件。例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著重評估住房、收入與教育水平;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則長期追蹤教育普及度與平均預期壽命。
在實際應用中,『社會指標』通常包含以下具體範例:
- 經濟與生存:包含國民的平均收入與反映醫療衛生水準的嬰兒死亡率。
- 環境與教育:包含空氣污染水平等生活品質數據,以及國民受教育的年限。
【指標局限性】
『社會指標』最大的盲點在於缺乏「人的情感要素」。數據精美並不等同於生活美滿,一個擁有頂級基礎建設與高收入的發達國家,其國民仍有可能深陷於孤獨或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中。
二、探尋體制的靈魂:幸福指數與主觀感知
為了彌補客觀數據的不足,『幸福指數』則從「主觀」(Subjective)的質性經驗出發,關注社會的「軟體」。它不再計算資源的多寡,而是直接測量發展的「結果」,特別側重於個人如何感知自身的處境,旨在評估整體人口在心理層面的財富與真實感受。最典型的例子是《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它完全透過民眾的自我陳述,來衡量生活評估、情緒波動與個人幸福感。
『幸福指數』的衡量高度依賴人民的自我陳述問卷(如0到10分的坎特里爾階梯量表),其關注的範例包括:
- 心理與情緒:受訪者主觀的「生活滿意度」,以及日常生活中微笑或大笑的頻率。
- 社會知覺:人民對於自身擁有多少個人自由的真實感知。
【指標局限性】
儘管『幸福指數』能捕捉到人性的溫度,但它同樣存在限制。這類主觀數據容易受到「文化偏誤」的影響,且探測結果往往容易因為受訪者當下的短暫心情、社交互動,或是每個人不同的比較標準而產生波動,導致數據在跨國或跨文化對比時出現落差。
三、結語:雙劍合璧的協同工作
公共政策專家與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單獨依賴任何一項指標,都無法勾勒出社會發展的全貌。經濟學中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Frank, 2012; Coppola, 2013)便有力地解釋了兩者的共生關係:當國家窮困時,提高人均收入(社會指標)能顯著提升快樂感;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後,財富的增加對主觀幸福感(幸福指數)的邊際效應就會遞減。這證明了「客觀資源」並不會自動且無限度地轉化為「人類實際的幸福感」。
因此,現代的全球幸福研究在分析時,會同時檢視客觀的社會關係和人均 GDP,觀察這些硬體條件如何直接與個人的主觀生活滿意度產生連結。
『社會指標』與『幸福指數』就如同天秤的兩端。『社會指標』築起了社會運作的骨架與硬體,確保人民擁有足夠的資源與安全的環境;而『幸福指數』則點亮了體制內的靈魂,反映出人們是否真正活得快樂與自在。唯有將這兩者相互結合、截長補短,施政者與研究者才能真正看清一個社會的豐盈與匱乏。
『幸福指數』的重要性與國際發展
2021年12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瑞士召開第10屆『全球健康促進會議』,有來自149個國家5000多名代表參加。會後,並發表首版的《日內瓦幸福憲章》,呼籲各會員國盡速創建可持續性的“幸福社會”,提及採用大膽的政策和變革性措施,似乎與「幸福經濟」模式具有共同特徵,須以“超越GDP”衡量成功的新指標,重新安排公共支出的重點優先事項。此舉將影響世界各地龐大的『公共衛生』社群和機構的對話與觀念(Barrington-Leigh, 2022)。
除不丹之外,英國、加拿大、紐西蘭在建立『幸福指標』與融入各項政策上已獲具體的進展。例如,英國國家統計局(ONS)從2011開始規劃並每年展開大規模《國家幸福指數》調查,其十大幸福指標面向包括主觀幸福感、關係(朋友、家人與社群)、身心健康、工作和休閒、居住環境、個人收入和財富、教育和終身學習,以及政府治理、社會經濟、自然環境和氣候變遷等(陳嘉鳳、周才忠,2012)。英國財政部也將“測量主觀幸福感”的方法列入官方出版的《綠皮書》(中央政府評價與評估作業的指導手冊)之中。隨後2021年,更公佈《綠皮書》關於運用幸福衡量方法來評估秋季預算成效效益計算細節的補充文件,另外也依此更新了針對1.4萬名政策人員的招聘、績效評估與培訓之《政策專業標準》。英國無疑在建構“幸福社會”上,扮演世界領頭羊角色(Barrington-Leigh, 2022)。
目前,加拿大有一個公開的《衡量進步和幸福》(MPWB)數據資料庫,累積從1970年以來166個相關指標項目(特別是主觀幸福感面向),其每個項目或指標系統都可相互連貫並呈現測量方式。這些指標也包含各種不同的基本原理,例如經濟發展、廣義財富、生活品質、社會發展、進步、快樂和可持續性等概念(Barrington-Leigh, 2022)。
此外,亦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11類指標,其涵蓋了「物質條件」(居住、收入和財富、就業和薪資)與「生活品質」(社會聯繫、教育和技能、環境品質、公民參與和政府治理、健康狀態、主觀幸福感、個人安全、工作和生活平衡)兩大面向。不丹的《國民幸福毛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包含心理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正負向情緒、靈性)、健康(心理健康、自覺健康狀態、健康天數、障礙)、時間運用、教育、文化多元與韌性、良好的治理、社區活化(奉獻時間和捐款、社區關係、家庭、安全)、生態多元與韌性、生活水準等九大面向的幸福指標(Tshiteem, 2011)。澳洲的維多利亞州有 20 種來自不同層級或部門的《社區幸福指標系統》(DPCD Victoria, 2012),其主題涵蓋廣泛,包括人口與住宅、社會與多元文化特性、服務與設施、兒童與家庭、健康、不利位階、社區參與、社區優勢、包容接納、社會資本與網絡、市容美化、經濟、工業、交通運輸、永續環境與能源(轉引自陳嘉鳳、周才忠,2012)。
然而,這麼多的面向到底何者需要立即去努力或放在首要的目標呢?據OECD的世界各國民眾調查發現(Durand, 2011; OECD, 2012),在《美好生活指數》的11項幸福相關指標中,多數人最在意的是「主觀幸福感」的部份,其次是「健康」。而且,年輕人較重視「工作和生活平衡」、「收入」與「就業」三類,長者則在意「健康」與「環境」面向。因此,國內主計單位如欲建構出一套讓全民「有感」的幸福指數,如何去確實瞭解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可能是非常重要且迫切要去做的事情。另外,也要考量到不同年齡層的偏好(轉引自陳嘉鳳、周才忠,2012)。
政府常常覺得已經做了很多事情,為什麼民眾還是不滿意?政府如果能夠隨時掌握民眾的快樂或不快樂的感受實況,並進一步探討相關因素,然後再依據這些分析結果與公共政策產生緊密的連結,或規劃介入服務,或許有可能改變民眾的一些主觀感受。此外,只有知道民眾快樂幸福的現況,才有基礎判斷政府規劃推動的政策目標是否有效達成(陳嘉鳳、周才忠,2012)。
《幸福城市指數》的發展沿革、方法論與相關意涵
一、發展沿革
英國倫敦的「生活品質研究所」(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於2021年首次發布《幸福城市指數》(Happy City Index),並固定於聯合國『國際幸福日』當日(3月20日)公布最新全球『幸福城市』排名。2026年第六屆《幸福城市指數》評比結果更於英國國會(西敏宮)正式發表,並邀請自全球830名研究人員中遴選出的3位代表赴倫敦參與發布活動。
《幸福城市指數》早期評比架構係由研究團隊所建立的82項指標組成,主要衡量與居民生活品質及幸福感密切相關的客觀條件。其評估方法以客觀資訊與公開數據分析為基礎,並依26個不同活動領域進行分類與評估。評比架構涵蓋六大核心面向,包括「公民」(Citizens)、「治理」(Governance)、「環境」(Environment)、「經濟」(Economy)、「健康」(Health)及「流動性」(Mobility)。其中,「健康」構面於2025年正式納入評估體系,涵蓋心理健康、安全、營養及工作與生活平衡等議題,以回應全球環境變遷與後疫情時代對城市發展所帶來的新挑戰。
在排名制度方面,過去《幸福城市指數》自全球城市中遴選前200名幸福城市,並區分為「金牌城市」30個(第1至30名)、「銀牌城市」70個(第31至100名)及「銅牌城市」100個(第101至200名)。2026年則調整評比制度,僅保留前50名為「金牌城市」,第51至250名則統稱為「幸福城市」。同時,指標數量亦由原先82項精簡為64項,以提升評估架構的聚焦性與實用性。
此外,2026年評選特別納入象徵性的「團結一致」(Solidarity)倡議。雖然正式排名涵蓋250個城市,但烏克蘭首都基輔被賦予第251名的象徵性位置,且未納入評分或排名比較,以表彰其市政團隊在極端艱困環境下持續維持城市運作與公共服務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城市指數》並非旨在評選全球「最佳城市」,而是透過客觀數據分析,辨識在良好治理、永續發展、城市韌性(Resilience)及居民生活品質等面向取得均衡發展的城市,進而呈現更全面且平衡的城市發展圖像。
為維持評比結果的公平性與代表性,研究團隊亦設有城市篩選機制,每個國家最多僅納入30個城市進行分析,且該城市人口須達其所屬國家總人口的0.1%以上,以避免個別人口大國因城市數量過多而影響整體評比結果。
二、方法論
2026年《幸福城市指數》首先自全球3,417個城市中進行初步篩選,並進一步針對其中924個城市展開深度分析,因此可謂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城市幸福與永續發展評估研究之一。
《幸福城市指數》建立於硬性、可比較且可量化的「客觀」數據基礎之上,旨在透過「證據導向」(Evidence-based)的分析框架,使城市發展成果能夠被清楚理解、客觀衡量及具體應用。其核心目的不僅在於評估城市當前的發展表現,更希望透過系統化分析協助各界掌握城市進步方向,並促進更有效的公共政策制定。
相較於一般以「主觀」問卷調查為主的幸福研究,《幸福城市指數》更重視影響居民幸福感的客觀環境條件。其分析對象並非抽象概念中的個人幸福感,而是實際生活於城市中的居民所面臨的生活環境與發展條件。研究團隊認為,雖然每個人的需求、價值觀及人生目標各不相同,但個體幸福感的實現仍深受外部環境影響。因此,透過評估城市治理品質、公共服務供給及生活環境條件,能夠更具體地反映居民獲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幸福城市指數》同時是一項國際性的「社區驅動型」(Community-driven)研究計畫。其研究網絡遍布全球,採行「一位研究員、一座城市」的評估模式。研究人員負責城市資料的蒐集、評估、驗證及方法論支持,工作內容涵蓋治理、交通運輸、環境品質、經濟發展、創新能力、公共衛生、安全及公共空間可及性等領域。
透過全球研究團隊的協作,計畫得以建立可靠且具一致性的城市資料庫,並提供以證據為基礎的分析成果,作為政府決策、城市治理及公共討論的重要參考依據,進一步協助社區、居民與政策制定者深入理解城市發展現況與未來挑戰。
三、指標權重
歷經六年的持續發展,《幸福城市指數》已建立一套完整且具規模的客觀評估體系。2026年評估架構包含「公民」、「治理」、「環境」、「經濟」、「健康」及「流動性」六大構面,共計64項客觀指標,並採取「城市層級」與「國家層級」雙重評估尺度進行分析。各項指標依其重要性賦予不同權重,經加權計算後形成城市綜合得分,作為全球『幸福城市』排名之依據。
2026年《幸福城市指數》的評比項目與權重分配,為我們勾勒出當代衡量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一套全面且多元的指標體系。整套評比機制共分為六大核心面向,總計涵蓋64個細項指標,從中可以看出當前國際對於「理想城市」的定義,已從單純的經濟繁榮,轉向更重視人文、健康與生態的永續平衡。
在六大面向中,「公民」面向以高達27.88%的權重居於首位,旗下包含18個指標。這顯示出市民的素質、教育資源的豐富度以及社會的包容性,被視為幸福城市的基石;其中,「擁有全球排名的高等教育機構」(3.00%)與「高等教育可近性」(2.80%),更是引領該面向的核心關鍵。
緊隨其後的是佔比22.54%的「健康」面向,共有13個指標。該面向強調居民的身心健康與生活品質,其中「出生時的預期壽命」與「人均綠地面積」皆佔了3.00%的極高權重,而「平均每週工作時長」(2.50%)的納入,也反映出工作與生活平衡對於現代人幸福感的重要性。
佔比14.36%的「環境」面向雖然僅有7個指標,但其單一項目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例如「年均PM2.5濃度」便獨佔了3.00%的權重,直接與空氣品質及居民健康掛鉤;其餘如垃圾量、回收率與生物多樣性等指標,則彰顯了城市對綠色永續的承諾。
相較之下,傳統視為發展重點的「經濟」(12.54%)與「治理」(12.28%)面向,在幸福感評比中的比重則顯得相對平穩。「經濟」面向最關注的是社會整體的財富分配,如「相對全國平均的收入偏差百分比」(2.56%);而「治理」面向除了強調「地方選舉投票率」(2.84%)所代表的公民參與外,也特別將「開放資料」與「城市策略中的人工智慧意識」(1.20%)納入評分,體現了當前數位轉型與AI治理的時代趨勢。
最後,佔比10.40%的「流動性」面向,則聚焦於城市的交通與基礎設施。透過「人均公共交通客流量」(2.00%)與「無障礙大眾運輸車隊佔比」(1.28%)等指標,評估城市能否提供居民便利、安全且友善的通勤環境。
《幸福城市指數》不僅是一套城市發展的體檢表,更傳遞出一個明確的訊號:一座真正讓人感到幸福的城市,必然是在公共教育、身心健康、生態環境、經濟活力、智慧治理與便利交通等各個維度上,皆能與市民生活產生深度且正向連結的共榮有機體。
(一)「超越GDP」的指標意涵
長期以來,國內生產毛額(GDP)被奉為衡量國家或城市成功的唯一指標。然而,GDP只計算了「經濟活動的市場價值」,卻無法反映財富分配、環境代價、居民健康以及生活品質。從2026年《幸福城市指數》的指標設定中,我們可以讀出以下幾個「超越GDP」的核心意涵:
1.發展焦點從「經濟成長」轉向「人類幸福」(Well-being)
在傳統經濟思維中,GDP成長代表社會進步。但在這份『幸福指數』中,「經濟」面向僅佔了12.54%。相反地,「健康」面向佔了22.54%。這傳遞出一個強烈訊號:一個城市如果人均產值很高,但市民面臨嚴重的精神疾病、超重、生活失去平衡,這並不是真正的成功。指標納入了「心理健康或幸福策略」、「平均每週工作時長」與「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權重達3.00%),強調「活得久、活得健康、活得平衡」比單純的賺錢更重要。
2.重視社會資本與包容性,而非單純的個人財富
GDP增加可能只是少數富豪更富有,無法反映貧富差距。這份『幸福指數』中的「經濟」面向裡,權重最高的是「相對全國平均的收入偏差百分比」(2.56%),這就是一種「超越GDP」的視角,它修正了平均產值的盲點,更關心「財富分配的公平性」。此外,「公民」面向佔比最高(27.88%),其中包含了「每萬居民中無家可歸者人數」、「老齡照護服務人口比例」等。這代表衡量一個城市的幸福,不是看最頂層的人過得多好,而是看社會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社會包容度)。
3.將環境成本「內部化」
GDP往往把破壞環境也算作經濟貢獻(例如污染後的清理與醫療行為都會增加GDP),這被稱為「壞的GDP」。「超越GDP」的意涵在於將生態環境視為核心資產。在「環境」面向(14.36%)中,「年均PM2.5濃度」被賦予了3.00%的最高權重,與「預期壽命」並駕齊驅。這代表清新的空氣、永續的廢棄物處理(回收率2.50%)與生物多樣性,本身就是一種無法被傳統經濟數據估價的「隱形財富」。
4.傳統GDP重視「當下的消費與產出」,而這份指標更重視「未來的潛力」
「公民」面向中,高等教育機構與可近性(合計5.80%)擁有極高權重,代表知識資本與教育機會均等是城市長治久安的關鍵。「流動性」(10.40%)則強調公共交通、無障礙設施與行程規劃的可用性,這衡量的是城市空間對所有居民的友善程度與自由移動的權利。
5.數位與治理的公民參與
在「治理」面向中,「上次地方選舉投票率」(2.84%)高居該面向之冠,這反映出「超越GDP」也包含政治民主與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感。此外,開放資料、智慧治理(AI意識)的納入,顯示政府的透明度與科技適應力,也是現代幸福不可或缺的環節。
結論
「超越GDP」的指標意涵,核心在於「重新定義城市的成功」。它提醒執政者與市民,一個盲目追求經濟數字增長的城市,可能會犧牲空氣品質、剝奪居民的休息時間、加劇貧富差距。這份評比表試圖引導我們走向一個更平衡的未來:經濟只是支持生活的手段,而公民的教育、身心的健康、環境的永續以及社會的公平,才是城市發展的最終目的。
(二)「心理健康」的指標意涵
在過往的城市評比中,「心理健康」往往被視為「個人私事」或是包含在寬泛的「醫療滿步度」中。然而,在這份指標中,它被提升到了「城市治理與公共政策」的高度:
1.心理健康是隱形的「公共基礎設施」
在「健康」面向中,特別納入了「心理健康或幸福(Well-being)策略」,並給予了1.20%的權重。這代表「心理健康」不再只是生病後的諮商或吃藥,而是城市有沒有將其視為一項長期戰略。政府是否主動提供社區心理支持、推廣減壓空間、建立職場心理友善環境,成為了衡量一個城市是否幸福的硬指標。
2.正視現代社會的「數位精神危機」
指標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項是「預防及應對仇恨言論或網路霸凌的策略」,同樣佔了1.20%的權重。在2026年的數位時代,社群媒體帶來的焦慮、網絡霸凌和言論撕裂,已成為現代人「心理健康」的最大殺手。這項指標的納入,顯示『幸福城市』必須具備「數位韌性」,政府與社會有責任主動介入網路環境的集體心理健康。
3.醫療資源的「身心平衡」配置
指標中包含了「每十萬居民中精神科醫師數量」(0.50%)。這與「在市內執業的執照醫師」(1.44%)相互呼應,顯示評比重視的不僅是看感冒、開刀的生理醫療,更重視精神與心理醫療資源的「可及性」。當市民面臨情緒困擾時,城市能否提供足夠且專業的精神醫療安全網,是幸福感的重要防線。
4.從「根源」緩解心理壓力:工作與生活平衡
「心理健康」不是憑空產生的,在這份指標中佔有高權重的「平均每週工作時長」(2.50%)與「平均有薪休假天數」(2.00%),本質上就是心理健康的「預防性指標」。長工時與高壓力是焦慮和憂鬱的溫床;確保市民有足夠的休息與私人生產時間,是維護集體心理健康最有效的根本手段。
四、『幸福城市聯盟』的源起與現況
2026年3月20日,英國倫敦「生活品質研究所」於英國國會(西敏宮)舉辦《幸福城市指數》發布活動,正式宣布啟動全新『幸福城市聯盟』(Happy City Alliance)計畫。該聯盟的成立,不僅建立在實證研究與可比較數據的基礎上,更匯聚了全球研究社群的專業經驗、判斷與貢獻。
『幸福城市聯盟』的成立,象徵《幸福城市指數》生態系統發展邁入新的里程碑。該計畫旨在表彰於永續城市發展及提升生活品質方面展現卓越成果的城市,同時鼓勵以社區參與為核心的城市治理與發展模式,為城市發展提供更多元的視角。
在啟動儀式中,「生活品質研究所」邀請部分2025年《幸福城市指數》金牌城市率先加入聯盟,其中英國倫敦與德國慕尼黑成為首批受邀加入的城市。
此外,該研究所強調,『幸福城市聯盟』的建構不僅依據結構化數據及經驗證的指標,更重視長期參與《幸福城市指數》研究、並直接與各城市合作的全球研究人員所累積的專業觀察。因此,聯盟特別設立由全球研究網絡提名並透過投票決定的「社群遴選」機制,充分反映研究社群的集體專業判斷。
有別於僅以數據作為評量依據,『幸福城市聯盟』更加重視城市整體發展的方向、願景與治理可信度。全球研究人員共從其研究分析過的城市中提名18座城市,再由參與《幸福城市指數》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員進行線上投票。最終,共有五座城市獲選加入聯盟,分別為巴西-庫里蒂巴、芬蘭-圖爾庫、科威特-科威特市、澳洲-霍巴特及日本-岡山。
『幸福城市聯盟』致力於結合嚴謹的城市分析方法與全球研究社群的專業視角,並透過兩項互補機制遴選聯盟成員:第一,邀請2025年《幸福城市指數》金牌城市加入聯盟(該邀請於聯盟正式啟動前即已完成);第二,由《幸福城市指數》全球研究人員透過社群提名及投票方式遴選城市。藉由雙軌機制,聯盟不僅彰顯城市在客觀績效上的卓越表現,也充分反映全球城市研究者對城市發展潛力、治理品質及實際成果的專業評價,使『幸福城市聯盟』兼具實證基礎與研究社群共識,成為推動全球『幸福城市』發展的重要平台。
臺灣城市在2026年國際評比之表現
今年《幸福城市指數》的評比結果,從備受矚目的「金牌城市」名單中,不難看出全球幸福版圖正持續重組,也反映出城市競爭的新趨勢。
一、歐洲城市持續領先,但傳統國際大都會面臨幸福發展瓶頸
丹麥-哥本哈根繼去年蟬聯冠軍後,今年再度榮登全球第一;芬蘭-赫爾辛基及瑞士-日內瓦則分居第二、第三名,再次展現北歐及歐洲城市在幸福治理上的深厚實力。
丹麥更有多座城市躋身全球前250名,包括奧胡斯(第10名,去年第4名、2024年曾排名全球第一)、奧爾堡(第17名)、歐登西(第51名,童話作家安徒生故鄉)及羅斯基勒(第55名),充分展現丹麥整體均衡且高品質的城市發展成果。
相較之下,倫敦(第48名)、巴黎(第25名)及紐約(第207名)等國際級都會,雖然仍擁有全球領先的經濟、文化及國際影響力,但也受到高房價、交通壅塞、環境污染及生活成本偏高等因素影響,使其幸福表現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二、亞洲幸福版圖重整,臺灣兩座城市躋身全球前50名
亞洲城市今年同樣出現明顯變化。日本-東京憑藉優異的治安、大眾運輸、醫療體系及城市治理能力,勇奪全球第5名,穩居亞洲城市領先地位。
臺灣的表現則格外亮眼,共有兩座城市成功躋身全球前50名「金牌城市」。其中,新北市首次入榜即排名全球第44名,成為臺灣排名最高的城市;臺北市則位居第46名,緊追在後。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市與臺北市的排名皆超越英國倫敦(第48名),顯示臺灣在健康醫療、數位治理、公共服務及整體生活品質等面向,已具備國際競爭力。
另一方面,去年排名前十的新加坡(第3名)、南韓-首爾(第6名)及臺北市(第8名),今年則分別滑落至第22名、第26名及第46名,顯示亞洲主要城市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排名變動幅度亦相當明顯。
三、臺灣各城市排名消長,幸福並非僅由經濟決定
除了新北市首次晉升「金牌城市」外,去年入榜的其他臺灣城市,今年多數排名下滑,甚至跌出全球前250名。例如:
- 新竹市:第75名→第150名
- 彰化縣:第87名→跌出前250名
- 高雄市:第91名→第135名
- 臺中市:第113名→第142名
- 桃園市:第115名→跌出前250名
- 臺南市:第134名→第205名
- 嘉義市:第172名→第203名
- 基隆市:第172名→第174名
其中,新竹市的變化尤其值得關注。去年,新竹市在《幸福城市指數》的「經濟」面向高居全球第13名,而新加坡更排名全球第2名。然而,今年兩者在整體幸福排名皆出現明顯下滑,顯示強勁的經濟表現並不必然轉化為更高的幸福感。
事實上,依據目前全國主要縣市「平均家庭年所得」統計,新竹縣與新竹市仍穩居全臺前兩名,甚至高於臺北市及新北市。然而,《幸福城市指數》的評比結果再次提醒我們,城市幸福並非單由經濟成長或所得水準所決定,而是健康、教育、公共治理、社會包容、環境品質、交通便利及居民生活平衡等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如陳嘉鳳、周才忠(2011/2012)研究所指出,物質財富固然重要,但並非影響民眾幸福感的唯一關鍵,如何兼顧經濟發展與生活品質,才是打造『幸福城市』的核心課題。
新北市與臺北市的深度解密
一、新北市的幸福藍圖與未來展望
在2026年《幸福城市指數》中,新北市以總分6400分的優異成績,榮登全球第44名,強勢擠身全球前50位的「金牌標竿城市」行列。若將新北市的實際數據對應到該指數的權重配置比例,能清晰地看見這座城市在國際舞台上展現的核心幸福優勢,以及未來邁向卓越的再進步空間。
(一)核心幸福優勢:頂尖的健康綠意、創新力與居住包容性
新北市在多項被賦予極高權重的指標中表現亮眼,這是其能穩坐「金牌城市」寶座的強力基石:
1.健康維度(總權重22.54%)的絕對制霸
- 人均綠地面積(單項最高權重3.00%):新北市在此項指標中展現出令人驚豔的實力,數值高達384.28!這不僅遠遠超越全球標竿城市的整體平均(72.57),甚至擊敗了東京(126.80)、新加坡(13.18)等國際一線城市,顯示新北市在提供市民充足的綠色公共空間上極具優勢。
- 醫療保險覆蓋率(高權重指標):得益於臺灣健全的「全民健保制度」,新北市達到100%的全覆蓋率,優於全球平均(97.69%)。
- 出生時的預期壽命(高權重3.00%):市民的平均壽命達80.97歲,維持在國際前段班的高水準。
2.公民維度(總權重27.88%)的超低租屋負擔與人才儲備
- 住房可負擔比率(租金):新北市的租屋負擔比率僅為11%!相較於全球平均(32.32%)以及多數歐美標竿城市,新北市的租屋壓力極低,極具居住幸福感。
- 頂尖高等教育資源:城市內擁有全球百大排名的高等教育機構指標數值達63(整體平均為 276.16中多數一線大城的累積基數),為城市發展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基石。
3.環境(14.36%)與 經濟(12.54%)維度的雙向爆發
- 資源回收率:新北市高達66.32%,遠領先全球平均(44.29%),循環經濟成效卓著。
- 每十萬居民專利數量:數值高達500.00,是全球平均(178.84)的近三倍,與臺北市並列世界頂尖,展現強大的城市創新潛力。
- GDP成長率:高達8.63%(全球平均0.02%),展現出新北市極強的經濟活力與財政彈性。
(二)再進步空間:環境治理細緻化與交通安全的補強
對照《幸福城市指數》高度重視「生活實質品質」的雷達圖,新北市未來在以下幾個高權重、或攸關安全的指標上,仍有相當顯著的優化與著力空間:
1.環境維度:核心痛點的精進
- 年平均PM2.5濃度(核心權重3.00%):新北市的數值為18.00。雖然略優於鄰近的臺北市(20.00),但與全球整體平均(11.86)相比仍偏高,更無法與奧斯陸(5.33)或赫爾辛基(5.64)等北歐『幸福城市』相比,空氣品質仍需大力改善。
- 污水處理設施服務人口比例:新北市目前僅為73.34%,大幅落後整體平均(95.46%)以及其他多數達到100%全覆蓋的「金牌標竿城市」。
2.流動性維度:交通安全與綠色運輸的再提升
- 每十萬居民道路交通事故數:新北市數值高達11.45。這不僅高於全球平均(8.13),更遠遠落後於哥本哈根(4.80)或奧斯陸(0.40),如何降低事故率、打造「行人友善與交通安全」的環境是當務之急。
- 人均公共交通客流量(維度核心2.00%):新北市數值為120.00,低於整體平均(193.80),且不到臺北市(258.00)的一半,大眾運輸的搭乘習慣與路網串聯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3.治理維度:深化公民參與
地方選舉投票率(治理核心2.84%):新北市上次選舉投票率為56.81%。雖高於全球平均(49.79%),但若對標斯德哥爾摩(79.94%)等高幸福感的民主城市,公民參與度仍能再向上推進。
(三)總結與政策實踐建議
依循《幸福城市指數》「投資於人,而非僅關注基礎設施產值」的靈魂核心,新北市在高綠地、強創新、全健保、低租屋負擔的庇護下,已經具備了極為耀眼的幸福金牌底蘊。展望未來,新北市若要續攀高峰、向全球前十名邁進,政策的短中期箭頭應精準對準兩大方向:
- 綠色安全流動優化:降低事故率,並提升大眾運輸搭乘率。
- 永續環境基礎補強:加速污水處理接管,並降低PM2.5濃度。
只要補齊環境細緻治理與交通安全的拼圖,新北市將會是全球舞台上最閃耀、最溫暖的幸福家園。
二、臺北市的機能奇蹟與未來挑戰
在2026年《幸福城市指數》評比中,臺北市以6,383分名列全球第46名,成功躋身全球前50名「金牌城市」,也是臺灣排名第二的城市。該指數從「公民」、「健康」、「環境」、「經濟」、「治理」及「流動性」六大面向評估城市幸福程度,臺北市展現出兼具高度便利、創新能量與治理效率的國際都會特色。然而,在耀眼的城市競爭力背後,也面臨高房價、生活壓力及都市空間不足等挑戰,顯示『幸福城市』的建構仍須在發展與宜居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從六大評比面向來看,臺北市最具競爭優勢的是「經濟」表現。在創新能力與專利產出方面,臺北市獲得滿分500分,遠高於全球平均178.84分,反映出半導體、資通訊及高科技產業所形成的創新聚落,以及完善的研發體系,已成為支撐城市競爭力的重要基礎。豐沛的創新能量不僅帶動經濟發展,也提升了臺北市在全球知識經濟中的地位。
「流動性」方面,臺北市擁有世界知名的大眾運輸系統。捷運、公車與YouBike等公共運具共同構成綿密的交通網絡,使公共運輸使用率明顯高於全球平均,充分展現高度便利且有效率的都市交通環境。不過,交通事故率仍高於全球平均,顯示在交通安全管理、道路設計及用路文化等方面,仍有持續改善的空間。
在「環境永續」方面,臺北市的共享運具使用率及資源回收率皆優於全球平均,顯示市民對低碳生活及循環經濟具有高度參與,也反映政府長期推動環保政策已逐漸展現成果。然而,受到盆地地形、交通排放及都市高度開發等因素影響,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仍高於全球平均,空氣品質依然是臺北市推動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治理」面向則是臺北市另一項國際競爭優勢。電子化公共服務普及率高達九成,遠高於全球平均,展現智慧城市與數位治理的成熟成果,市民能夠透過各項線上服務快速取得政府資源,大幅提升行政效率與公共服務品質。然而,高房價與高生活成本已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挑戰。房價所得比高於全球平均,加上人口淨遷移率呈現負值,反映部分居民因居住負擔及生活成本考量而選擇移居其他地區,對城市長期發展形成壓力。
相較於其他面向,「健康」則是臺北市較為薄弱的一環。由於都市高度密集發展,可供居民休憩的綠地空間相對不足,綠地指標明顯低於全球平均。此外,休假天數亦低於國際平均水準,反映都會生活步調快速、工作壓力較大,工作與生活平衡仍有提升空間。如何增加都市綠地、營造健康生活環境,將是未來提升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方向。
「公民」面向則充分展現臺北市深厚的人文底蘊。臺北市擁有較高比例的高學歷人口,碩士以上學歷人口高於全球平均,公共圖書館密度亦相當突出,代表城市具備豐富的教育、文化與知識資源。高素質的人才與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僅提升了城市治理品質,也成為臺北市持續維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基石。
整體而言,臺北市的核心優勢主要體現在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成熟的數位治理、高度創新能力,以及深厚的教育文化基礎。便捷的交通網絡、普及的電子化服務、優異的科技研發能量,以及良好的公共文化資源,共同塑造出兼具效率與便利性的都市生活,成為臺北市能夠躋身全球幸福城市前50名的重要原因。
然而,『幸福城市』的競爭已不再只是經濟實力的競爭,更是宜居品質的競爭。臺北市未來仍需面對健康生活、環境品質及居住正義等多項挑戰。綠地不足、空氣品質、交通安全、高房價及生活壓力等問題,都是影響市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未來城市治理的重點課題。
展望未來,臺北市若能持續擴增都市綠地,推動綠屋頂、垂直綠化及口袋公園等政策,改善都市生態環境;同時透過優化道路設計、提升行人安全及運用智慧科技降低交通事故;並持續推動社會住宅、租金補貼及青年住宅政策,以減輕居住負擔、提升人口留存率;此外,若能進一步鼓勵企業建立更友善的工作制度,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將有助於全面提升市民生活品質與幸福感。
總體而言,臺北市憑藉卓越的創新能力、完善的公共運輸系統、成熟的數位治理及豐富的教育文化資源,成功躋身2026年全球『幸福城市』前50名,充分展現世界級都會的競爭實力。然而,在追求城市發展效率的同時,如何兼顧宜居環境、健康生活及居住正義,將是臺北市邁向更高幸福層次的關鍵。未來若能持續深化「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在提升生活品質與永續發展方面持續精進,臺北不僅有機會穩固「金牌城市」地位,更有潛力向全球頂尖『幸福城市』行列邁進,打造一座兼具創新、宜居與幸福的國際首都。
結語:幸福,才是城市發展的終極目標
近年來,全球城市發展的思維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轉變。過去,國內生產毛額(GDP)、所得水準及經濟成長率,長期被視為衡量國家與城市發展成就的重要指標;然而,隨著生活品質、心理健康、社會公平及永續發展等議題日益受到重視,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共識:經濟成長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提升人民幸福的手段,而非城市發展的最終目的。 從世界衛生組織(WHO)《日內瓦幸福憲章》、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美好生活指數》、聯合國《世界幸福報告》,到英國生活品質研究所發布的《幸福城市指數》,皆反映出全球公共治理正朝向「超越GDP」與「幸福治理」的新典範發展。
本文首先探討「社會指標」與「幸福指數」兩種不同但互補的衡量架構,說明客觀的社會條件與主觀的幸福感受,都是理解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社會指標」提供教育、醫療、經濟、環境及公共治理等客觀資訊,讓我們了解一個城市擁有哪些資源與制度;「幸福指數」則反映人民對生活品質、心理健康及人生滿意度的真實感受。唯有結合兩者,才能完整描繪一座城市的發展樣貌,也才能真正理解人民是否生活在一個值得安居樂業的環境之中。
《幸福城市指數》的出現,正代表國際城市治理思維的重要轉變。它不再單純比較城市的財富、人口規模或經濟實力,而是透過「公民」、「健康」、「環境」、「經濟」、「治理」及「流動性」等六大面向,全面檢視城市是否具備支持居民幸福生活的能力。這樣的評估架構提醒我們,一座真正幸福的城市,不僅需要繁榮的經濟,更需要良好的教育、完善的醫療、便利的交通、健康的環境、透明的治理,以及兼顧公平與包容的社會制度。城市競爭的核心,也因此逐漸由追求經濟成長,轉向提升居民生活品質與整體福祉。
2026年《幸福城市指數》的評比結果,同樣印證了這項趨勢。歐洲城市持續展現幸福治理的成熟經驗,而亞洲城市之間的競爭則更加激烈。臺灣的新北市與臺北市成功躋身全球前50名「金牌城市」,顯示我國在健康醫療、數位治理、公共服務及教育文化等面向,已具備相當的國際競爭力。然而,評比結果也提醒我們,高房價、居住負擔、交通安全、環境品質、都市綠地不足及工作與生活平衡等問題,仍是影響市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尤其新竹市與新加坡等案例更顯示,經濟實力雖然能提升城市競爭力,卻未必能直接轉化為人民的幸福感,再次印證幸福是一項多元且綜合性的公共治理成果,而非單一經濟指標所能充分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城市指數》所倡議的『幸福城市聯盟』,更進一步展現幸福治理已逐漸從評比工具發展為全球城市合作的平台。透過客觀數據分析、全球研究社群的專業參與,以及城市間的交流學習,各城市得以分享治理經驗、檢視自身優勢與不足,並共同朝向更健康、更包容、更永續的發展目標邁進。這也代表幸福已不再只是城市競爭的結果,而是城市彼此學習、共同進步的重要價值。
對臺灣而言,《幸福城市指數》不僅是一項國際評比,更是一面檢視城市治理的重要鏡子。未來,各地方政府除了持續推動經濟建設與產業發展外,更應將健康促進、心理健康、居住正義、社會包容、環境永續、交通安全及工作與生活平衡等議題納入施政核心,並建立以「人民幸福」為導向的政策評估機制。唯有讓公共政策真正回應市民需求,才能持續提升城市的幸福感與國際競爭力。
總體而言,《幸福城市指數》所傳達的核心理念,在於重新定義城市成功的標準。真正值得追求的城市,不一定是最富有、最高樓林立或經濟成長最快的城市,而是能夠讓居民擁有健康、安全、便利、包容、永續且有尊嚴生活的城市。幸福不是城市發展的附屬成果,而應是公共治理的核心價值;經濟發展也不是最終目標,而是促進人民幸福的重要工具。展望未來,唯有持續秉持「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將幸福納入政策規劃與施政評估的核心,才能打造兼具創新、韌性、永續與幸福的現代城市,真正實現人民安居樂業、世代共好的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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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指標』的最新進展》專輯(I):首份『日文版世界幸福報告』─日本幸福排名與健康預期壽命的趨勢 (202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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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鳳、周才忠 (2011)。「拚經濟,也要拚快樂」。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版,2011/9/26。
-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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