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8日 星期五

《『幸福指標』的最新進展》專輯(II)：「幸福U型曲線」的真相─我們其實會再快樂一次！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5/9)

     「幸福U型曲線」指出，人類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隨年齡呈現先降後升的趨勢：青年較高，青壯年與中年因工作與生活壓力下降，晚年則再度回升。本文整理國際研究並比較歐洲、日本與臺灣差異，探討制度、文化與家庭結構對幸福感的影響。研究顯示，臺灣同樣呈現U型曲線，但較為平緩，且低谷提前出現在25至34歲，反映青年世代面臨高房價、低薪與職場壓力。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生活重心調整，幸福感仍會逐步回升。本文指出，幸福不僅是個人感受，也與家庭支持、社區連結及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在高齡社會中，社區互動與生活參與尤為關鍵。「幸福U型曲線」的核心啟示在於：幸福並未真正離去，當人們重新掌握生活節奏並維持連結時，我們其實仍有機會再快樂一次。


「幸福U型曲線」的源起與發展 

       在人類漫長的人生歷程中，「快樂幸福」是否會隨著年齡而改變？這個問題長久以來始終吸引著哲學家、心理學家與經濟學家的關注。直到近代，大量跨國研究逐漸發現：人的幸福感並不是一路穩定上升，而往往呈現一條先下降、再回升的「U型曲線」。

       所謂「幸福U型曲線」(Happiness U-curve)，是指人類在「青年」時期通常擁有較高的「幸福感」，進入「中年」後逐漸下降，在40至50歲左右達到人生低點，而後又在「老年」時期慢慢回升。由於這種變化軌跡在圖形上像英文字母「U」，因此被稱為「幸福U型曲線」。這個理論之所以受到重視，不只是因為它描繪了人生不同階段的心理變化，更因為研究者發現，這種現象並不侷限於某一個文化或國家，而是在世界多數社會中都反覆出現。它似乎暗示著：中年低潮，也許不是個人的失敗，而是許多人共同經歷的人生階段。

      「幸福U型曲線」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1965年。當時，加拿大心理分析學家-艾略特·賈克(Elliott Jaques)在研究藝術家與專業人士的人生歷程時，觀察到許多人在三十多歲至四十歲之間，會經歷強烈的情緒波動與人生懷疑。他發現，人們在這個階段開始真正意識到生命有限，青春不再無窮無盡，而某些夢想也可能永遠無法實現。賈克將這種現象命名為「中年危機」(Midlife Crisis)(Jaques, 1965)。他認為，「中年」是一個人首次深刻面對「死亡意識」的階段，因此容易產生焦慮、失落與存在感危機。雖然當時尚未有大規模數據支持，但這項觀察，為後來「幸福U型曲線」中的「中年谷底」概念奠定了重要『心理學』基礎。

       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經濟學』界也開始重新思考「幸福」的意義。過去，『經濟學』主要關注「國內生產毛額」(GDP)、收入與生產力，但越來越多學者開始質疑：經濟成長，真的代表人們變得更快樂嗎？

     1974年，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Easterlin, 1974)。他發現，在同一個社會中，收入較高的人通常比較快樂；然而從長期歷史來看，即使一個國家的GDP不斷成長，人民整體「幸福感」卻未必同步提升。

      這項研究改變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也促成『幸福經濟學』的誕生。學者們開始透過大規模問卷與統計模型，研究人類的「生活滿意度」、情緒狀態與「主觀幸福感」。「幸福」不再只是『哲學』上的抽象概念，而逐漸成為可以測量與分析的研究對象。

        到了1990年代後，英國『經濟學』家-大衛·布蘭奇弗勞爾(David Blanchflower)與安德魯·奧斯瓦爾德(Andrew Oswald)開始利用大量跨國資料，研究年齡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他們分析了來自全球各地數百萬份問卷，包括《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Gallup World Poll)、《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與歐美大型社會調查資料。

       研究結果顯示，在許多國家中，人類「幸福感」都呈現驚人的相似模式：年輕時，人們對未來懷抱期待，因此「幸福感」較高；到了「中年」，壓力與失落感開始增加，「幸福感」逐漸下降；而在老年階段，幸福感又重新回升。

       2008年，布蘭奇弗勞爾與奧斯瓦爾德發表了代表性研究《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分析全球145個國家的50萬人數據後指出，人類「幸福感」的最低點，平均大約出現在46歲左右。這項研究震撼學界，因為它顯示：「中年」低潮可能是一種跨文化、跨國界的人類共同現象(Blanchflower & Oswald, 2008)。其他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Beja, 2018; Bittmann, 2021; López Ulloa et al., 2013)。

※圖表來源：Blanchflower (2020)

       那麼，為什麼「中年」會成為「幸福感」最低的時期？研究者認為，「中年」往往是「理想與現實碰撞」最劇烈的階段。年輕時，人們對人生懷抱大量期待，認為未來仍有無限可能；然而到了四十歲左右，多數人開始逐漸意識到，人生道路已大致確定，有些夢想可能再也無法實現，時間與機會也正在減少。這種落差感，容易帶來失落與焦慮。此外，「中年」通常也是人生責任最沉重的時期。許多人同時面臨工作競爭、經濟壓力、養育子女與照顧年邁父母等多重負擔，形成所謂的「三明治世代」。長期壓力累積，自然會對「幸福感」造成影響。中年也是社會比較最強烈的階段。人們開始頻繁比較彼此的收入、地位、成就、婚姻與子女表現，而這種比較往往會進一步加深焦慮與挫折感。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多數研究發現，「幸福感」在「老年」時期反而會重新上升。學者認為，這並不一定代表「老年」生活比較輕鬆，而是因為人們在心理上逐漸完成了某種調適。許多高齡者開始接受人生有限，也降低了年輕時過高的期待。他們不再過度與他人競爭，而更重視情感關係、日常生活與內心平靜。『心理學』中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便指出，當人意識到人生時間有限時，往往會更加珍惜真正重要的人際關係與生活體驗，而非外在成就(Carstensen, 2021)。

       當然，「幸福U型曲線」並非毫無爭議。部分研究指出，並非所有國家都存在明顯U型(如臺灣)(陳嘉鳳、周才忠，2012)；某些亞洲社會甚至呈現不同模式(如日本)(Oshio & Shimizutani, 2025)。也有學者認為，「中年」不快樂未必是「年齡」本身造成，而可能是因為中年承擔了過多社會責任與經濟壓力。此外，「老年」幸福感上升，也可能受到統計偏差影響。由於健康較差或極度不幸福者，可能較早退出調查，因此留下來的高齡樣本，往往偏向健康與樂觀。

       也有一些研究對此觀點持懷疑態度，特別是在歐洲國家(Bartram, 2023; Bartram, 2024; Kratz & Brüderl, 2021; Morgan & O’Connor, 2017)。此外，此曲線的形狀取決於各國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政策脈絡，以及文化和制度背景(Graham & Ruiz Pozuelo, 2017; Steptoe et al., 2015; Swift et al., 2014)(轉引自Oshio & Shimizutani, 2025)。

      美國『心理學』家們(Galambos et al., 2020)亦認為，對所謂「U型曲線」的支持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有力且具有普遍性，並提出以下論點：(1)橫斷面研究不足以得出關於個體一生中「幸福感」變化的結論；(2)關於「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總體水平的「U型曲線」的普遍性和穩健性的橫斷面證據並不一致；(3)對「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U型曲線」的支持也並不一致；(4)關於除總體「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水平之外的其他「主觀幸福感」指標的縱貫性研究對「U型曲線」提出了挑戰；(5)當被要求回顧自己的人生時，「中年」期往往被認為是較為正向的時期之一。(6)只關注單一的「幸福」軌跡，其『科學』價值和應用價值有限，因為它掩蓋了人生道路及其來源的多樣性。要理解貫穿生命歷程的「幸福」，並推動該領域的研究和發展，需要採取「多學科」交叉的合作方法。

       因此，現代研究通常不再將「幸福U型曲線」視為絕對法則，而是將它理解為一種在人類社會中相當普遍的人生趨勢。然而，這條曲線之所以令人著迷，並不只是因為它描繪了人生「幸福感」的變化，更因為它重新定義了「中年低潮」的意義。它提醒人們，人生中的迷惘、疲憊與失落，未必代表失敗；有時，那只是人生自然進程中的一部分。

       而許多研究也顯示，人們往往正是在經歷「中年」的低谷之後，才逐漸學會放下過高期待、接受不完美，並重新理解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物。「幸福」從來不是一條筆直向上的道路，而更像是一段曲折起伏的人生旅程。

「幸福U型曲線」的全球趨勢與差異 

※圖表來源：「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4」

       根據2024年《世界幸福報告》的專題指出，首個利用《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資料進行的大型年齡相關研究(Steptoe et al, 2015)使用了2006年至2010年的資料。該研究發現，高收入英語國家的「生活滿意度」呈現「U型曲線」，而非洲則呈現「平坦曲線」，東歐、獨立國家國協(CIS)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生活滿意度」則隨年齡增加而下降。《世界幸福報告》使用《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最近三年的資料重複分析，從而瞭解過去十五年來「生活評估」的年齡模式發生了多大變化。其納入所有與個體和國家間「生活評估」差異相關的變項，以驗證此曲線的普遍性。結果發現，即使考慮了世代差異，顯著的「U型曲線」模式仍然存在(轉引自Helliwell et al., 2024)。

      如上表所示，在全球範圍內，大約一半的國家中「老年組」的「幸福感」最低，七個國家中「青年組」的「幸福感」最低，其餘國家的「中年組」的「幸福感」最低，其中大多數集中在45-60歲年齡層。因此，根據這個定義，目前近一半的國家的「幸福感」呈現「U型曲線」。目前，亞洲和非洲超過一半的國家都存在這種現象，而歐洲和拉丁美洲則不到一半。在西歐，最不快樂的年齡層分佈廣泛：30歲以下、60歲以上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人群各佔三分之一。在中歐和東歐所有國家以及三分之二的獨立國家國協，60歲以上族群的「幸福感」最低。而在NANZ國家(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情況則相反，「年輕人」和「中年早期」年齡層的「幸福感」最低。因此，如今人口年齡結構呈現「U型曲線」的現像比十多年前更為普遍，當時只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出現這種情況(Helliwell et al., 2024)。

      「老化」過程中是否也存在一些更根本的因素，可以解釋為何即使生活境況沒有改善，「中年」後人們的「生活評估」仍會上升？許多研究發現，即使考慮了多種重要的生活因素，「生活評估」仍可能在「中年」後上升，而生活境況卻沒有相應改善。這些研究發現，「生活評估」與年齡呈現「U型曲線」，即使考慮了多種重要的生活因素也是如此(Blanchflower, 2021))。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一些實驗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對感知和記憶中正面訊息的重視程度會高於負面訊息(Charles et al., 2003)。這種正向性的增強發生在人們普遍存在負向偏見的背景下，這種偏見體現在人們看待和應對新資訊的方式上(Baumeister et al., 2001)。越來越多的實驗研究表明，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通常會更加重視記住生活中正向的方面，而較少記住負向的方面(Reed et al., 2014)。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的「生活評估」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上升，尤其是在那些更容易出現這種注意力轉移的國家。這些地區很可能是人口基本生活必需品供應較充足的地區，有證據表明，在外部限制較少的地區，正向性提高的幅度更大(轉引自Helliwell et al., 2024)。

       隨著年齡增長，信任度和正向性有所提高，但同時可能面臨「被新技術淘汰」和「失智症」發病率上升的問題，是否意味著網路詐騙分子會更成功地將目標鎖定在老年人身上，使他們成為主要受害者？早期關於詐騙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受害者身上，並假定他們特別容易上當受騙(James et al., 2014)。十年前，人們普遍認為缺乏比較年輕人和老年人受騙傾向的證據(Reed & Carstensen, 2012)。如今，這項研究空白正在被填補，研究結果表明，雖然認知能力和技術水平的下降確實會增加受騙傾向，但「老化」也會使人們更加信任他人，並且這種信任也會更加明智地運用(Mueller et al., 2020)。因此，老年受害者比年輕人更容易保持警惕，也更不容易上當(轉引自Helliwell et al., 2024)。

       還有一些證據表明，隨著年齡增長，人們對「生活評估」的變化取決於他們的社會環境。「歸屬感」滿足了人類的一項基本需求(Baumeister & Leary, 1995)。證據表明，「社區歸屬感」對「生活滿意度」有更大的影響，並且在年齡較大時更為普遍(Michalski et al., 2020; Helliwell et al., 2019)，這為隨著年齡增長「生活評估」上升提供了另一種解釋(轉引自Helliwell et al., 2024)。

      因此，「老化」並不只是能力下降的過程，同時也可能伴隨情緒成熟、判斷力提升與社會智慧的增加。

       整體而言，當代「幸福」研究逐漸顯示，「幸福U型曲線」並不是一條完全固定的人生公式，而是一種在全球許多社會中高度常見的統計趨勢。它反映的並不只是年齡變化本身，而是人類在不同生命階段中，如何面對期待、壓力、記憶、社會關係與人生意義的複雜過程。

       而這條曲線之所以引人深思，或許正因為它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人生的幸福感並非永遠向下或向上，而是在起伏與調適之中，逐漸形成更成熟的理解與平衡。

「幸福U型曲線」的歐洲、日本和臺灣之比較 

      在探討不同年齡階段的人生滿意度時，『幸福科學』長期指出一個跨文化且相當穩定的現象：人類的「幸福感」往往隨年齡呈現出「U 型曲線」。人們在青年時期的「主觀幸福感」相對較高，進入「中年」後逐漸下降，並在「晚年」再次回升。這樣的模式不僅出現在日本，也廣泛存在於歐洲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之中，以及在臺灣大型調查結果。然而，這條曲線並不只是年齡自然推移的結果，更深層地反映了一個關鍵問題——人在不同人生階段中，能否掌握自己的時間與生活的主導權。

 日本的「淺U型曲線」與其意涵 

       以日本為例，雖然整體仍呈現「U 型曲線」，但其變化幅度相對平緩，屬於一種「淺U型」，且「幸福感」的低谷通常出現在較晚的年齡階段，大約在50歲左右。有些研究甚至以「L型」來形容這種不明顯的下滑。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收入或生活條件在此時顯著惡化，而是反映出一種更隱性的狀態：壓力在長期累積，而個人對時間的掌控卻逐漸減少(Oshio & Shimizutani, 2025)。

      這樣的變化與日本特有的社會與職場結構密切相關。長期雇用制度與年功序列，使個體在職涯中後期承擔更多責任，卻未必擁有相應的時間自主權。穩定的工作保障降低了不確定性，但也讓壓力以更持續的方式存在。對許多中年人而言，生活呈現出高度壓縮的狀態：白天長時間工作，下班後仍需處理家庭責任，同時面對子女教育與照顧父母的雙重需求。在責任不斷增加、時間不斷被擠壓的情況下，個人對生活的掌控感降到最低，「幸福感」也因此受到影響。

     年齡與「幸福感」之間關聯的性別差異方面(Inglehart，2002)。例如，更長的壽命可能使配偶的離世對女性的影響更大，而如果男性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對他們的影響可能會更大。然而，這些性別差異預計會因國家而異，反映了不同的社會人口和經濟背景(Oshio & Shimizutani, 2025/2024)。當人們進入退休階段後，「幸福感」往往重新上升。這樣的回升並不單純來自經濟條件的改變，而更與生活方式的轉變有關。隨著職場責任減輕，個人重新取得對時間的掌控，人際關係也逐漸從以角色與義務為核心，轉向以情感與選擇為基礎。有人重新培養過去中斷的興趣，有人開始旅行或學習新事物，也有人逐步建立新的社交網絡。生活的重心從「必須做什麼」轉向「想要做什麼」，幸福感也因此有了重新出現的空間。

       鑑於日本以其相對傳統、僵化的「社會結構」和預定的人生軌跡而聞名，對個體一生中的幸福感進行分析尤為重要。此外，研究表明，日本在各種「社會指標」上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而這些差異也體現在「幸福感」的相關因素中。研究結果表明，例如，「家庭收入」對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影響相同，但當女性沒有儲蓄時，其「生活滿意度」與「家庭收入」呈現更強的負相關(Tiefenbach & Kohlbacher, 2013)。此外，在日本社會中，女性在育兒與家務方面承擔較多責任。當制度與分工不夠平衡時，這些責任容易轉化為長期壓力，進而影響心理健康。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是否成為父母，而是在缺乏支持的情況下，家庭責任是否失去界線。家庭既可能是支持來源，也可能成為壓力的來源。

※圖表來源：Tiefenbach & Kohlbacher (2013)       

       由上所示，圖1a至 1c顯示了整個樣本(a)以及按性別分層(b=女性，c=男性)的15至19歲至75至80歲年齡段的平均「幸福感」。除了各年齡層的平均「幸福感」外，圖表還包括整體平均「幸福感」以及雙多項式趨勢線。我們可以得到以下觀察：男性的平均「幸福感」為6.21，比整體平均幸福感(6.45)低約0.24分，比女性(6.67)低約0.46分。所有三個圖表的原始數據均呈「W 形」，在較低和較高年齡組以及30至34歲之間出現峰值。觀察雙多項式趨勢線可知，男性的趨勢呈「U 型曲線」，而女性的趨勢呈下降趨勢。綜合來看，整個樣本的趨勢只顯示出「U 型曲線」的左側部分，該曲線在55歲左右趨於平緩，並在75歲至80歲之間略微再次上升(Tiefenbach & Kohlbacher, 2013)。

      此研究證實了Blanchflower和Oswald(2008)所報告的「幸福U型曲線」效應的普遍性。雖然在男性子樣本的原始資料中已經可以觀察到「U型效應」，但迴歸分析表明，女性的邊際年齡效應也呈現出「U型」模式。其次，進一步支持了先前的研究發現，即日本女性的「幸福感」顯著高於男性。此表明，女性不僅更幸福，而且對生活也更滿意(Tiefenbach & Kohlbacher, 2013)。

       整體而言，日本的「幸福U型曲線」呈現出與「西方社會」不同的特殊樣貌。它並非劇烈的中年崩潰，而更像是一種在穩定「社會結構」下，長期累積的壓力與時間壓縮感。這條較為平緩的「淺U型曲線」，反映出日本社會中工作文化、家庭責任、時間自主與性別角色之間的深層張力。

       而這些研究也提醒人們，「幸福感」的變化從來不只是個人的心理問題，它同時深深嵌入社會制度、文化價值與人生角色之中。

 臺灣的「淺谷型曲線」與其意涵 

      根據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幸福生活調查』結果(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顯示，臺灣不同年齡層的「生活滿意度」在2014年至2015年間呈現出明顯的變化與結構性差異。首先，就整體趨勢而言，不論是以平均滿意分數來看，或是以自認「生活滿意」的比例來衡量，2015年皆普遍高於2014年，顯示該年度民眾的整體生活感受有所提升，反映出社會環境或經濟條件可能出現改善。

※圖表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年《國民幸福指數年報》

      進一步從年齡層分析，「生活滿意度」呈現出類似「U型曲線」的分布趨勢。15至24歲的「年輕族群」擁有最高的滿意度，不僅平均分數較高，自認滿意的比例也達到各年齡層之首，顯示此階段的生活壓力相對較低，對未來仍抱持較多期待。然而，進入25至34歲後，滿意度明顯下滑，成為各年齡層中的最低點。這一階段通常面臨職涯起步、經濟壓力與成家立業等多重挑戰，可能因此拉低整體生活評價。也正是在此意義下，臺灣雖然同樣存在所謂的「中年危機」，但其出現時間卻明顯“提前”：許多原本被視為「中年」階段才會面臨的壓力，如職涯不穩、經濟負擔與家庭責任，已在25至34歲便集中浮現，形成一種「前移的中年危機」。相較之下，隨著年齡進一步增長，滿意度在35歲之後逐漸回升，中壯年族群的生活評價反而趨於穩定，顯示不少人在度過早期的不確定階段後，逐步找到生活節奏與定位。

      若將此一趨勢與日本及歐洲國家的「U型曲線」相比，可以發現幾項重要差異。首先，在多數歐洲國家與日本，生活滿意度的最低點通常出現在40至50歲的「中年」階段，但臺灣的最低點則提前至25至34歲，顯示壓力高峰在進入職場初期即已出現。其次，臺灣的滿意度下降幅度相對較小，整體仍維持在中等以上水準，未如部分國家呈現明顯的「深度低谷」，可能與家庭支持或社會文化因素有關。此外，臺灣滿意度的回升時間亦較早，約自35歲起即逐漸改善，而非如日本與歐洲多在50歲後才明顯回升。不過，在高齡階段滿意度提升的現象，則與其他國家一致，皆反映出退休後壓力減輕與心理調適所帶來的正向影響。

       進一步而言，對於臺灣長者而言，這樣的趨勢也回應了一個重要問題：晚年的「幸福」是否會回來？從圖表整體來看，答案多半是肯定的。65歲以上族群的滿意度不僅回升，甚至接近或高於部分中壯年階段，顯示隨著退休後壓力降低、生活步調放緩，以及個人對人生期待的調整，長者確實較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感受到滿足與平衡。然而，這樣的「幸福回歸」並非自然而然發生，而是建立在若干條件之上。若長者具備穩定的經濟來源、良好的健康狀況，以及充足的家庭或社會支持，其「生活滿意度」往往較高；反之，若面臨經濟困難、健康問題或人際孤立，則可能削弱甚至阻斷這樣的回升趨勢。

       綜合而言，臺灣民眾的「生活滿意度」不僅隨時間略有提升，也隨人生階段呈現規律變化，並展現出與國際趨勢相似但又具有在地特色的「U型曲線」。其中，25至34歲族群為相對需要關注的低滿意度群體，而年輕與高齡族群則展現較高的生活滿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中年危機」並未消失，而是提前在年輕成人階段發生，使得真正的中年反而成為逐漸回穩的過渡時期。「幸福」雖可能在晚年回升，但仍取決於個人條件與社會支持是否充足，這也凸顯出公共政策、社區良窳與家庭功能在提升整體「生活品質」上的重要性。

       這條曲線所反映的，不只是個人的情緒變化，更是臺灣「社會結構」轉變的縮影。它揭示了「青年世代」所面臨的高壓環境，也提醒人們：真正需要被關注的，或許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年危機」，而是那些提早降臨於年輕世代的人生壓力。

      而這也意味著，若希望提升整體社會的「幸福感」，除了個人調適之外，更需要透過公共政策、社區支持與家庭制度改善，讓人們在人生不同階段中，都能保有足夠的安全感、時間感與對生活的掌控感。

       如果提昇民眾的「快樂幸福感」，是政府的優先施政目標，找出不快樂的人，提供資源介入改善是一種施政方式；建構自由民主、縮減貧富差距、實踐包容接納、提供多元選擇、堅持公平正義、落實生態保護，形成友善社會環境，以提昇整體國民的「快樂」程度及「生活品質」，更是一種積極作為的施政方式(陳嘉鳳、周才忠，2011)。

       也因此，「幸福」從來不只是個人的情緒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如何對待人民、如何分配資源、如何理解公平與尊嚴的整體體現。當社會願意讓更多人擁有選擇人生的自由、被理解與被支持的可能，以及對未來仍懷抱希望的能力時，「幸福」才有可能真正成為一種可以被共同實現的公共價值。

       根據陳嘉鳳等(2010)的調查，全國25縣市、360個鄉鎮市區(占全國98%)、近兩萬(19,517位)年滿15歲以上男女的研究結果顯示，民眾的「快樂程度」隨年齡及工作型態呈現明顯差異。其中「25~34歲青壯年群體的快樂程度最低」，凸顯他們在工作與生活壓力中承受最大挑戰(陳嘉鳳、周才忠，2012)。

       整體而言，「快樂程度」呈現「U型曲線」。15~24歲的年輕族群「快樂程度」中等偏高，但一旦進入“25~34歲”，快樂感下降至最低水平。這一階段的民眾多為職場主力，承擔高強度工作壓力與家庭責任，因此「快樂程度」較低，反映現代生活中「青壯年」普遍面臨的壓力問題。退休或家管者則「快樂程度」最高，顯示生活壓力減輕、心理調適能力提升是增加「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同時，失業或兼職(含打零工)的青壯年「快樂程度」也顯著低於其他族群，突顯工作穩定性與收入保障對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中研院於2014與2015年進行的全國「生活滿意度」調查(量表0-10分)也呈現相似趨勢。數據顯示，25~34歲的青壯年「生活滿意度」最低，而15~24歲族群滿意度中等偏高，65歲以上高齡族群滿意度最高。2015年的平均分數略高於2014年，但青壯年低谷依然明顯，印證了不同年代研究皆呈現青壯年低、老年高的「U型曲線」趨勢。

       從『心理健康政策』的角度來看，「職場環境」是影響25~34歲青壯年「幸福感」的重要場域。若能在工作設計與組織管理中，讓他們獲得更多正向回饋、成就感與認同感，就能在源頭上提升「心理健康」，減少因壓力或挫折而產生的心理困擾。這比單靠事後心理諮商或治療更有效率，因為後端補救雖然必要，但往往耗費大量人力與資源，且因問題已累積而成效有限，也容易造成挫折感。“與其花時間去修理一台經常故障的車，不如先設計好車子，讓它運作順暢”；同理，若能從“源頭”改善工作環境與心理支持，就能提升「青壯年」的「幸福感」，並降低後續心理治療的需求。

      這也直接呼應『職場心理健康促進』的理念：「青壯年」是「快樂程度」最低、受工作壓力影響最大的群體。『職場心理健康促進』就是在“源頭”提供支持，包括合理工作量、明確工作目標、正向回饋機制、心理教育與輔導等措施，幫助青壯年建立正向經驗，“預防心理困擾發生，減少事後補救成本，提升幸福感”。透過改善職場環境與心理支持，不僅可以提高「青壯年」的「生活滿意度」，也能提升整體社會的「心理健康」水平。

       綜合來看，“25~34歲青壯年是快樂低谷的關鍵群體”，政策與職場規劃若能針對這個族群提供支持，將對提升整體社會「幸福」水平產生最大效益。

       因為唯有當「青壯年」不再只是“撐住生活”，而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穩定、價值與希望時，『幸福臺灣』的理想，才有可能真正被實現。

「幸福U型曲線」對建立『幸福臺灣』和「長壽社會」的啟示 

       臺灣的「幸福曲線」同樣呈現「U型」趨勢，但與歐洲國家相比，其整體波動相對較小，甚至在某些研究中呈現接近平緩的「淺谷型曲線」。這種差異，與臺灣社會長期存在的家庭連結與跨世代支持有密切關聯。在臺灣，「家庭」不只是情感共同體，也承擔了相當程度的照顧與支持功能。例如，許多家庭中仍存在長輩協助育兒、家庭成員共同分擔經濟壓力或彼此照應的情況。這種“跨世代互助”，使個體在面對工作、育兒與生活壓力時，擁有較大的調節空間，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衝了「中年」階段「幸福感」的下降幅度。

       然而，「家庭」支持雖然能提供安全感與協助，卻也可能形成另一層壓力來源。當不同世代之間存在教養觀念、價值觀或角色期待差異時，「家庭」關係便可能同時帶來支持與衝突。例如，在育兒方式、經濟分擔或照顧責任上，家人之間往往容易出現摩擦。也因此，「家庭」並非單純的避風港，而是一種既能支持個體、也可能增加壓力的複雜關係系統。

      相較之下，多數歐洲國家則呈現較典型且明顯的「幸福U型曲線」。在這些國家中，人們的「幸福感」通常於四十至五十歲之間降至最低，之後在老年階段再度明顯回升。這樣的模式，與歐洲相對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有密切關聯。包括醫療保障、退休金制度、工時規範與長期照顧體系等，都使人們即使在退休後，仍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生活品質」與經濟安全感。當個體不再需要過度擔憂基本生活條件時，也較容易重新取得對生活的「掌控感」。

       然而，即使制度完善，「幸福感」的回升仍不只是物質條件改善的結果。研究指出，若缺乏人際互動與社會參與，高齡者依然可能面臨孤獨與疏離感。因此，「幸福」並不只是「被照顧」，更與是否仍然與他人保持連結、是否感受到自己仍被需要有關。

       也因此，「幸福U型曲線」更適合理解為一種「有條件的趨勢」，而非必然發生的自然法則。晚年「幸福感」之所以可能重新上升，很大程度來自於人們重新取得對時間與生活的控制權。退休之後，人際關係逐漸從以義務與角色為核心，轉向以選擇與情感為基礎；生活重心也從「必須完成什麼」，逐漸轉向「真正想做什麼」。此外，隨著年齡增長，人們對成功與生活的評價方式也會產生改變。相較於年輕時對競爭與成就的追求，晚年更容易從平穩的日常、人際陪伴與生活節奏中感受到滿足。這種心理與價值觀的轉變，也有助於「主觀幸福感」的提升。

       然而，這樣的「幸福回升」並非自然而然發生。健康狀況、經濟安全、社會連結與參與感，仍然是影響晚年生活品質的重要條件。若高齡者缺乏穩定收入、面臨慢性疾病或長期孤立，即使退休壓力減少，也未必能真正感受到「幸福」。因此，「幸福」問題從來不只是個人心態問題，而與制度安排、社會環境以及支持系統密切相關。

       這也意味著，建立『幸福臺灣』與「長壽社會」，不能只停留在醫療或福利政策層面，而需要重新思考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脈絡下，「社區」便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連接點。「社區」不只是提供服務的場所，更是讓人際互動與日常連結得以“持續發生”的生活空間。

       對長者而言，重要的不只是是否被照顧，而是是否仍然能夠與他人互動、被看見，並在生活中保有自己的位置。一個能夠支持「幸福感」的「社區」，往往不一定依賴大型活動或高度正式化的制度，而是能提供低門檻、可持續且自然發生的互動機會。例如，人們可以自在停留的公共空間、日常生活中的相遇節點、鄰里間輕鬆自然的交流，以及能夠持續參與的小型活動，都可能成為降低孤立感的重要因素。

       這些安排真正重要的，不在於活動形式是否豐富，而在於是否能讓人「自然地參與其中」。因為「幸福感」往往不是來自一次性的熱鬧活動，而是來自長期穩定的人際連結與生活節奏。

       同時，「社區」也能透過設計多元角色，使長者不只是服務的接受者，更是參與者與貢獻者。無論是分享人生經驗、參與志工服務，或在日常中照顧與關懷他人，都能讓個體重新感受到自身的價值與存在感。而那些看似微小的「弱連結」——例如鄰里間的點頭致意、固定店家的熟悉互動、社區中的日常聊天——其實對降低孤獨感與提升「幸福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社區」也能成為制度與個人之間的重要橋梁。透過「社區」，人們更容易接觸醫療、照顧、心理支持與社會資源，使原本分散的制度真正進入個人的生活之中。換言之，制度若缺乏「社區」作為中介，往往難以真正發揮功能；而一個具有支持性的「社區」，則能讓制度資源轉化為人們實際感受到的安全感與陪伴感。

       因此，「幸福」從來不只是個人的情緒狀態，而是一種與關係、制度與生活環境共同形成的結果。

       或許，對不同人生階段的人而言，「幸福U型曲線」真正提供的，並不是一種保證，而是一種理解：「幸福」並沒有真正消失，它只是受到人生階段、生活條件與社會環境影響，而以不同形式存在。它不會自動回來，但當人們逐漸重新掌握生活節奏，並在關係、制度與社區支持下持續與世界保持連結時，「幸福」便更有可能再次被感受到。

 當人生慢慢走過那些最沉重的階段後 

 我們其實還會再快樂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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