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4/12)
在今年『世界健康日』當天，首版《健康城市指數》正式發布。結果顯示，日本之橫濱與東京名列全球最健康城市前列，而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則位於百名之外，反映不同城市在健康治理成效上存在顯著差距，亦凸顯制度與環境條件之重要性。此外，作者曾赴橫濱市青葉區進行實地踏查。作為日本男性平均壽命排名第二之地區，其經驗顯示，健康成果並非單一政策或醫療資源投入所致，而是政府治理、社區網絡與日常生活實踐長期互動之結果。此一田野觀察進一步指出，「健康城市」與「健康社會」的形成，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化與生活化交織的累積過程。在《健康城市指數》架構中，「平均壽命」雖為最具代表性的整體結果指標，但置於「超高齡社會」脈絡下，其政策意涵已由「延長生命年數」轉向「延長健康與幸福的生命歷程」。換言之，關鍵不僅在於活得更久，更在於如何同時維持生活品質、心理幸福感與制度永續性。因此，健康政策的核心，不應僅聚焦於醫療體系之優化，而須回到生活型態、環境品質與制度結構之整體設計。綜合而言，『健康城市』和『健康臺灣』政策的核心意涵，在於將「健康」由個人責任轉化為制度與環境共同形塑之結果。唯有透過跨部門治理與結構性政策整合，使健康條件內嵌於日常生活之中，方能使健康與幸福不再依賴個體努力，而是轉化為可持續運作之社會系統成果，最終邁向更具韌性與永續發展之健康和幸福社會。
「橫濱」(Yokohama)位於神奈川縣東部，面向東京灣，擁有重要的橫濱港，是一座以港口與工業發展為核心的國際化城市。全市轄有18個行政區，人口約378萬，是日本人口第二多的城市(僅次於東京)，同時也是日本最大的政令指定都市之一，與東京構成緊密的『首都圈生活與經濟圈』，交通便利，約30分鐘即可往返兩地。「橫濱」地區自鎌倉時代開始逐步開發，至江戶時代期間多為幕府直轄領地，當時仍是一個以漁村與農村為主的小型聚落。直到1858年，神奈川在《美日修好通商條約》中被指定為開港地，「橫濱」於1859年正式開港，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的重要據點，尤其以生絲出口最為興盛，吸引大量外國商人與居民進駐。
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加，「橫濱」逐漸形成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風貌，例如外國人聚居的橫濱中華街與山手地區的西洋建築，皆反映出開港後的歷史特色。此時的「橫濱」不僅是商業港，也是客運與工業重鎮，被譽為「金港」，象徵其繁榮與重要地位。進入近現代後，橫濱持續發展為日本重要的工業與貿易中心之一。雖然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遭受重大破壞，但戰後迅速重建，並逐漸轉型為結合商業、觀光與文化的現代都市。整體而言，「橫濱」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國際港都，不僅見證了日本近代化的歷程，也成為融合歷史、文化與現代發展的代表性城市。
「橫濱」的《都市更新計畫》以『港未來21』(Minato Mirai 21)為核心，代表日本近代都市再開發的典範之一。該計畫自1980年代起推動，主要目標是將原本以重工業為主的臨海地區(如舊造船廠、貨運碼頭等)轉型為集商業辦公、住宅、觀光與文化設施於一體的多功能新都心。透過大規模土地重整與基礎建設投入，不僅成功導入企業總部與大型商業設施，也打造出具代表性的海港景觀與城市天際線。
此計畫同時強調「都市空間」的整合，將「橫濱」的主要交通樞紐——橫濱站周邊與歷史悠久的關內地區連結起來，改善過去都市發展斷裂的問題，促進整體城市機能的均衡發展，使橫濱從傳統港口工業城市轉型為現代化國際都市。另一方面，橫濱也推動『Excite 橫濱22』計畫，聚焦於車站周邊空間的再造與都市機能提升。其重點包括交通動線優化(如人車分流、公共運輸整合)、步行空間改善，以及提升公共空間品質，打造更友善且高效率的都市「環境」，進一步強化城市競爭力與吸引力。
在硬體建設之外，「橫濱」亦重視「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透過「市民普請」制度，鼓勵居民投入歷史建築活化、公共空間改造(如公園、街道景觀)等在地更新行動。這種“由下而上”的參與模式，不僅提升居民的「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與「生活品質」，也有助於保存地方歷史文化特色，避免都市更新過程中出現過度商業化或文化流失的問題。
整體而言，「橫濱」的都市更新策略結合大型開發計畫與社區參與機制，在推動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也兼顧歷史保存與生活品質提升，成功實現「歷史文化保存」與「都市發展」之間的平衡，成為日本乃至國際間都市再生的重要參考案例。「橫濱」目前的都市建設亦聚焦於“永續發展”，致力於碳中和、綠建築的推廣，並在提升城市競爭力的同時，解決高齡化等社會議題。因此，「橫濱」是未來的「環境城市」，人、物、事件相互連結、移動的港區，創造超前於時代的價值。
何謂『健康城市』？
自古以來，人類即不斷嘗試改善城市及其居民的「健康」狀況。這一努力至少可追溯至古希臘，被譽為「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時期。事實上，「衛生委員會」(Boards of Health)的出現亦早於多數人的認知——早在14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城邦，便已設有相關機構。進入19世紀中葉後，隨著城市化加速，『公共衛生』議題更受到系統性關注。現代『公共衛生』的制度化發展，常被認為始於英國政府於1843年成立的「城鎮健康委員會」(Health in Towns Commission)(Hancock, 1997)。
198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根據《渥太華憲章》(The Ottawa Charter)推動『健康城市』(Healthy Cities)倡議，標誌著『公共衛生』理念邁向全球化與系統化的重要里程碑(Hancock, 1997)。在WHO的定義中，『健康城市』是指一個持續創造與改善其物理與社會「環境」，並擴展社區資源的城市，使市民能相互支持、實現各種生活功能，並充分發揮其潛能(Hancock & Duhl, 1988)。
《渥太華憲章》進一步指出：“健康是由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和體驗的；在他們學習、工作、娛樂和戀愛的地方”。此觀點構成「健康環境取向」的核心，亦源於WHO「人人享有健康」(Health for All)策略，強調「健康」並非僅來自醫療體系，而是深植於生活環境與社會條件之中。更具體地說，源自於1986年《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The Ottawa Ch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WHO, n.d.)。
『健康城市』倡議的核心，在於透過地方治理將「健康」、「幸福」與「永續性」置於優先位置。其實踐途徑包括「跨部門合作」(如整合都市規劃、社會服務與『公共衛生』)、以及強調「公民參與」的治理模式，使社區成員與利害關係人共同推動改變。此理念由特雷弗·漢考克(Trevor Hancock)和倫納德·杜爾(Leonard Duhl)提出，將關注焦點由傳統的「疾病治療」，轉向影響「健康」的社會與環境決定因素，並逐步發展為一項涵蓋全球數千座城市的長期行動計畫。
『健康城市』的主要目標包括：(1)營造有利於健康的環境；(2)提升整體生活品質；(3)確保基本衛生設施與個人衛生條件；(4)保障醫療服務的可近性。然而，建構『健康城市』並不僅仰賴醫療基礎設施，更取決於改善城市環境的政治決心，以及在經濟、社會與政策層面的整合能力。因此，推動「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 HiAP)成為關鍵，亦即透過「健康影響評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HIA)，確保各項公共政策皆納入「健康」考量。
依據漢考克和杜爾(1988)的觀點，『健康城市』並非一種最終達成的狀態，而是一個持續演進的「過程」。換言之，一座城市的「健康」程度，不在於醫院的數量，而在於疾病的減少與「健康」的促進。既然城市形塑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那麼，當前環境中的微小改變，或許正是未來挽救生命的關鍵。真正的轉變，始於「以人為本」的政策與具體行動——即便只是發生在一條狹窄的街巷之中。因此，城市若塑造生活，微小的環境改變，終將改寫生命的長度與品質。
橫濱在「健康城市」的國際排名與優勢
英國倫敦的「生活品質研究所」(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每個年度都會公布世界『幸福城市』排名，此結果是根據研究人員研發的82項指標所得出的，這些與居民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直接相關。其量化方法針對客觀資訊、公開資料和居民訪談的分析，主要根據26個不同的活動領域來區分和評估城市。六個關鍵類別包括「公民」、「治理」、「環境」、「經濟」、「健康」和「流動性」，其中「健康」是去年新加入的，包括心理健康、安全、營養和工作與生活平衡，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所帶來的挑戰。最後，再評比出前200個『幸福城市』，其中金牌獎30個(W1~W30)、銀牌獎70個W31~W100)、銅牌獎(W101~W200)，今天只保保留前50名為「金牌城市」，50~251名列為「幸福城市」。今年的評選還包含一項象徵性的「團結一致」(Solidarity)舉措。雖然正式排名涵蓋了250個城市，但基輔被賦予了第251名的位置，且未進行評分或比較，以此表達對烏克蘭市政府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所做努力的敬意。此指數並非旨在選出全球「最佳城市」。相反，它旨在甄選那些在良好治理、永續性、「韌性」(Resilience)和「生活品質」方面取得均衡發展的城市，從而展現更加平衡的城市發展圖景。為了維持平衡和公平，只針對每個國家最多30個最大的城市(*該市人口必須至少佔其所在國家總人口的0.1%)進行分析，以防止任何單一國家過度代表性。
2026年第六屆《幸福城市指數》評比結果，已於3月20日『國際幸福日』當天在英國國會(西敏宮)公布。亦邀請了從世界各地830名研究人員中遴選出的三位來倫敦參加此正式的發表會。今年最結果是由初步篩選了3500個城市，並對其中900多個城市進行了深入分析，很可能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專注於「城市發展」以及如何衡量「永續城市」進步的研究。因此，《幸福城市指數》是一個分析硬性、可比較和可衡量數據的框架，旨在使「城市發展」變得易於理解、以證據為基礎且可操作。它是迄今為止最準確、最有意義的評估。更重要的是，《幸福城市指數》始終將市民及其幸福放在“首位”，並關注其當下和子孫後代的幸福。
4月7日(二)是『世界健康日』，英國倫敦「生活品質研究所」也公布第一版的《健康城市指數》評比項目、權重與扼要說明以及全球排名。它是基於全球「社區主導型研究模式」，數據是在更廣泛的2026年《幸福城市指數》研究過程中收集的，隨後經過整理，用於《健康城市指數》。
首版《健康城市指數》從全新的國際視角審視了城市健康、幸福(Well-being)以及影響城市日常生活的各種因素。作為《幸福城市指數》研究框架下的專屬「子指數」，該研究融合了統一的方法論、廣泛的全球合作，並著重於能夠促進城市健康生活的「環境」因素。
《健康城市指數》旨在表彰那些為居民創造有利於身心健康、社會包容以及日常生活所需服務的城市。該指數並非旨在表彰某個「最佳」城市，而是著重關注那些兼具強有力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環境以及對居民幸福的長期承諾的城市。這種方法使得該研究能夠更全面地展現城市健康狀況，揭示城市品質不僅受醫療體系的影響，也受人們所處的更廣泛的「社會」、「環境」和「公民」脈絡的影響。
此《健康城市指數》凝聚了全球大量的研究心血。歷時數月，各研究團隊運用統一的方法收集、審查並驗證了大量可比較資訊，旨在支持一致的國際比較。它建立在《幸福城市指數》的研究能力之上，並採用專門的分析視角，探索城市在健康、包容性、「生活品質」和「城市韌性」方面的表現。
《健康城市指數》不僅旨在進行比較排名，更是促進反思和改進的實用框架。它旨在支持城市領導者、研究人員和實務者之間的對話，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能夠增強長期健康和幸福的城市「環境」。透過匯集來自眾多國際城市的類似證據，此指數有助於識別模式、共同挑戰和良好實踐案例。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既是政策學習的平台，也是公眾認可的平台。
這次評比在3417個城市中評選出250個城市，排名「前50位」者在健康、幸福和城市生活條件方面排名最高。挪威-奧斯陸、瑞典-烏普薩拉和芬蘭-赫爾辛基分居前三位。日本表現非常突出，東京第5名、橫濱第12名和船橋第13名，還有名古屋(W31)、八王子(W38)、京都(W63)、岡山(W68)、札幌(W73)、熊本(W78)、仙台(W85)、廣島(W89)和靜岡(W98)，共計12個城市在前100名。而臺灣也有8個城市入榜，包括新北市(W105)、臺北市(W114)、嘉義市(W175)、基隆市(W189)、高雄市(W205)、新竹市(W208)、臺中市(W212)和臺南市(W223)。
此首版《健康城市指數》由英國倫敦的「生活品質研究所」發布，顯示一個城市的健康表現，取決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協同治理，並需落實「思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的原則。研究團隊指出，個人身心健康的關鍵不在單一醫療因素，而在於整體「環境」條件，涵蓋經濟、公民、流動性與治理等面向。其最終的「結果評估」標準，不僅是平均壽命的延長，更重視「健康預期壽命」，亦即人在健康狀態下可持續生活的時間。相較之下，「心理健康或幸福策略」雖未被單獨凸顯，實則已融入多數指標之中，並透過制度與環境設計，產生長期且具「邊際效益」的影響。
因此，「健康促進」不僅仰賴醫療體系或直接介入，更有賴於制度與環境所形塑的日常生活條件。一個真正的「健康城市」或「健康國家」，並不是要求個人更加自律或依賴醫療服務，而是透過整體治理與空間設計，使健康成為一種“自然發生”、“可持續”的生活狀態。未來的關鍵，在於落實『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 HiAP)乃至『心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Mental Health in All Policies, MHiAP)的宏觀思維，使健康與幸福(陳嘉鳳、周才忠，2011a/2011b/2012；陳嘉鳳，2013)不再只是個人責任，而成為整體社會運作的基本成果。臺灣亦已累積相關政策研究與實務經驗，例如《心理健康促進政策白皮書編撰計畫》(張珏、吳肖琪，2015)與《心理健康融入各項政策先驅評估計畫》(張珏，2016)，顯示朝向此「治理」方向已具備良好基礎。
根據《健康城市指數》網站所公布之方法論，25項評估指標依權重由高至低排序(介於9.9%至1.7%，總計100%)，並依其對整體指數得分之影響程度進行配置。由於《健康城市指數》係隸屬於《幸福城市指數》研究架構下之子指數，本文遂援引《幸福城市指數》中已公布之橫濱、東京、奧斯陸、赫爾辛基、新北市及臺北市六個城市之指標數據，作為國際比較之基礎。
為符合「帕累托(Pareto)原則」之分析邏輯，本文進一步將25項指標依累積權重劃分為三類：「核心關鍵指標」(占47.1%)、「重要支撐指標」(占34.6%)與「策略/補充指標」(占18.3%)。分析結果顯示，《健康城市指數》之評比重心(涵蓋近半數權重)主要集中於與「環境品質」、「生活型態」及「健康結果」直接相關之少數關鍵指標；相對而言，「制度性」指標(著重制度支持與公共服務，透過提升可近性與生活條件以間接促進健康)以及「政策性」指標(偏重政策與治理層面)雖對總分影響較為有限，但對於反映城市長期發展方向與制度成熟度，仍具重要之支撐與導向功能。
第一群：「核心關鍵指標」
日本之橫濱與東京於「健康結果」構面(如平均壽命、超重或肥胖成年人比例)展現出相對優勢；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則表現較為落後。此一差異反映「多重結構性」因素之綜合作用，包括醫療保健服務之可近性、環境品質、『公共衛生』體系運作模式、社會安全狀況、勞動與工作條件，以及整體城市生活品質等面向，皆對「健康」結果產生深遠影響。此外，「超重與肥胖」亦被證實與多項「慢性疾病風險」高度相關，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行動能力受限及預期壽命縮短等，進一步凸顯該指標在『健康城市』評估中的關鍵性。
在「環境品質」構面方面，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表現尤為突出(如人均綠地面積、年均PM2.5濃度)；其中，奧斯陸於「人均綠地面積」指標上居於最佳表現，臺灣之新北市則次之。「人均綠地面積」反映居民可及之城市綠地資源，並與促進身體活動、降低壓力、改善心理健康、減少高溫暴露，以及提升長期「健康」狀況等效益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懸浮微粒污染」(PM2.5)則被視為最直接的城市「健康」風險之一，與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生活品質下降及過早死亡等結果具有明確關聯，顯示「空氣品質」在『健康城市』評估中之關鍵地位。
在「生活型態」構面方面，攸關「工作與生活平衡」之「平均每週工作時長」指標，以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表現最為優異；相較之下，日本之橫濱與東京則相對較差。此一指標與「健康」狀況密切相關。長時間工作易導致慢性壓力累積、職業倦怠、睡眠失調，並提高心血管疾病風險；反之，較為平衡的工作時間配置則有助於促進「身心健康」，並提升整體「生活品質」。
綜合以上三大構面之分析可知，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整體表現較為均衡，特別是在「環境品質」與「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展現顯著優勢；日本之橫濱與東京則於「健康」結果(如平均壽命)方面表現突出，但在「生活型態」構面(如工時)仍有改善空間；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雖在部分「環境指標」(如人均綠地)具一定表現，但在「健康」結果與「生活型態」等核心指標上仍相對落後。
整體而言，此「核心關鍵指標」所呈現之差異，顯示城市「健康」表現高度仰賴「環境品質」、「生活型態」與「健康」結果之交互作用；其中，良好的自然環境與均衡的工作生活結構，有助於降低健康風險並提升整體幸福感，而『醫療』與『公共衛生』體系則進一步鞏固「健康」成果，三者共同構成『健康城市』發展之關鍵基礎。
第二群：「重要支撐指標」
「制度性」構面主要著重於制度支持與公共服務，透過提升資源可近性與改善生活條件，進而間接促進整體「健康」表現。例如，在「在市內執業的執照醫師(全職)」指標上，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表現較為優異，反映其城市內部具備較高的實質醫療服務供給能力，並與預防、診斷、治療之可近性，以及『公共衛生』體系之回應效率密切相關。此外，這六個城市在「醫療保險涵蓋人口比例」皆達100%。此一指標與健康保障具有直接關聯，較高且全面的保險覆蓋有助於提升居民取得預防服務、醫療治療及持續性照護之機會，進而強化整體「健康」體系之公平性與可及性。
在與「生活型態」密切相關之「工作與生活、家庭平衡」指標上(如「平均每週工作時長」及「有薪育嬰假週數─依薪資50%或以上發放」)，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展現出較高程度之「幸福職場」政策落實；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則表現相對落後。工時長短與「健康」狀況具有高度關聯。長時間工作易導致慢性壓力累積、職業倦怠、睡眠失調，並提高心血管疾病風險；反之，較為均衡的工時安排有助於促進身心健康並提升生活品質。此外，有薪育嬰假制度亦與「健康」密切相關，其效益體現在支持產後恢復、促進兒童早期發展、維繫家庭穩定，以及減輕生命早期階段之經濟壓力，進一步強化整體社會「健康」基礎。
在與「環境品質」相關之「綠色城市」與「社會包容性」指標上(如「綠色共享移動(%)」)，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以及日本之東京表現較為領先；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則相對落後，且低於整體平均水準。「綠色共享移動」指標反映城市中採用較永續且通常亦較具活動性的交通方式之比例，此類移動模式與改善空氣品質、增加日常身體活動，以及建構更健康之都市交通系統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在「無障礙大眾運輸車隊佔比(%)」方面，六個城市之表現幾乎皆達100%。此一指標與「健康幸福」具有高度關聯。完善的無障礙運輸系統有助於促進社會融合、降低社會孤立，並支持「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之自主生活，使其能順利取得醫療照護與日常服務，進而強化整體城市之「健康」公平性與包容性。再者，「污水處理設施服務人口比例(%)」為衡量城市「健康」與『公共衛生』基礎之重要指標。有效的污水處理可降低傳染病風險、減少環境污染，並提升整體『公共衛生』的「韌性」。在此指標上，日本之橫濱與東京以及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之表現幾乎皆達100%；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且遠低於整體平均水準。
另一項與「環境品質」相關之「城市安全」指標為「每千名居民道路交通事故數量」，其反映城市日常運輸環境之安全程度，並透過交通傷亡、身體創傷，以及對緊急醫療與醫院體系所造成之壓力，與公共「健康」產生直接關聯。比較結果顯示，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之交通事故發生率明顯高於其他四個城市，其中以臺北市尤為突出。此一結果顯示，都市「交通安全」不僅為公共安全議題，亦為影響城市「健康」表現之重要因素；高事故率將增加傷病負擔與醫療資源壓力，並可能對居民「心理安全感」與「生活品質」產生負面影響，進而削弱整體『健康城市』之發展基礎。
第三群：「策略/補充指標」
此類指標的權重相對較低，多屬「政策」與「治理」層面，雖對整體指數之直接影響有限，然可反映城市長期發展方向與制度成熟度，並對「健康體系」之永續性具有關鍵意義。例如，在「每十萬居民中精神科醫師數量」指標上，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人數相對較多；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則明顯較少。此一指標與「健康」具有直接關聯，因為「心理衛生」專業人力之充足與否，將影響居民獲得心理健康診斷、治療及長期心理幸福支持之可近性。此外，在「65歲以上享有市政居家照護服務的人口比例(%)」方面，日本之橫濱與東京之比例較高；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仍相對偏低。「居家照護服務」與「健康老化」密切相關，其有助於高齡者維持自主生活能力、降低對機構式照護之依賴，並提升整體生活品質，進而促進高齡人口之「健康」與「幸福」。
另一項與「城市安全」相關之策略/補充指標為「每十萬居民故意殺人案數量」。此一指標為衡量城市治安狀況之重要面向，直接關聯於人身安全、心理創傷、壓力水平，以及居民對日常生活安全性之整體感知(例如對社區犯罪恐懼感)。比較結果顯示，日本之橫濱與東京之案件數最低；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則相對較高，惟仍遠低於整體平均水準。整體而言，雖然此類指標在權重上較低，但其所反映之社會安全與心理安定程度，對於城市「健康」與「幸福」仍具有長期且深層之影響，並為評估『健康城市』不可忽視之補充面向。
最後，在「策略/補充指標」中，屬於「政策」導向者涵蓋「最新官方發展策略(治理)」、「城市策略中的人工智慧意識(治理)」、「心理健康或幸福策略」以及「預防及應對仇恨言論或網路霸凌的策略」等面向。此類指標主要反映城市在制度層面之長期規劃與治理能力，包括是否具備明確且正式的政策框架，以引導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提供與環境品質提升，並強化城市系統性回應居民福祉需求之能力。此外，這些政策亦顯示城市是否積極導入「新興科技」(如人工智慧)以提升治理效能與服務可近性，並展現對「心理健康」議題之重視程度。透過制度化的政策設計，城市得以推動預防措施、提升公眾意識、建構支持網絡，並營造更具包容性與安全性的生活環境。同時，針對仇恨言論與網路霸凌之應對策略，亦與社會安全、「心理健康」及減少心理傷害密切相關，有助於促進不同群體之社會融合。
比較結果顯示，橫濱、東京、赫爾辛基、新北市和臺北市在上述政策指標上多已具備完整配置；相較之下，北歐之奧斯陸則於「預防及應對仇恨言論或網路霸凌的策略」方面相對不足。整體而言，雖然政策導向指標在權重上屬於補充性質，但其所體現之治理前瞻性與制度成熟度，對於形塑健康城市之長期發展方向與提升整體「幸福感」，具有關鍵且深遠之影響。
綜合「核心關鍵指標」、「重要支撐指標」與「策略/補充指標」之分析可知，『健康城市』之表現係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結果。其中，「核心關鍵指標」凸顯環境品質、生活型態與健康結果之直接影響，決定城市「健康」表現之主要差異；「重要支撐指標」則透過制度設計與公共服務體系，強化資源可近性與健康公平性，為「健康」發展提供穩固基礎；而「策略/補充指標」雖權重較低，卻反映城市在治理能力、政策前瞻性與社會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對長期發展方向具有關鍵影響。
從城市比較觀之，北歐之奧斯陸與赫爾辛基在「環境品質」、「社會包容」與「制度整合」方面展現出整體性優勢；日本之橫濱與東京則於「健康結果」與「高齡照護」等面向表現突出；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雖在部分指標(如創意產業與特定環境條件)具備競爭力，但在工時結構、交通安全、『公共衛生』基礎及部分制度性資源配置等面向，仍存在明顯精進空間。
整體而言，『健康城市』之建構不僅仰賴醫療體系或單一政策工具，而需從「環境—生活型態—制度—治理」等多層次進行整合性規劃。未來政策方向宜著重於：優化工作與生活平衡、強化永續與安全之都市環境、提升『公共衛生』與基礎設施品質、促進社會包容與弱勢支持，並透過前瞻性治理與科技應用，持續提升城市回應居民「健康」與「幸福」需求之能力，以邁向更具「韌性」與永續發展之『健康城市』。
在邁向『健康城市』的過程中，若缺乏“上游”思維，政策與資源往往容易過度集中在疾病發生之後的醫療處置，反而偏離「健康促進」的初衷。不僅未必能有效提升整體健康，甚至可能只是延長帶病存活的時間，而非真正提升生活品質、快樂幸福。
相較之下，『健康城市』的理念強調從“源頭”著手，透過改善生活環境、社會條件與行為模式，降低疾病的發生機率。這正是“上游”的預防導向思維，也是『健康城市』得以長遠發展的核心策略。
然而，當我們持續加碼醫療投入、擴張醫療服務的同時，是否也忽略了那些真正決定「健康」的關鍵因素？當國際城市正積極從「環境」、政策與生活型態著手，重新定義「健康」的內涵時，我們的腳步，是否反而在不知不覺中偏離了方向？
這不禁讓人反思：醫療越多，真的代表越健康嗎？在追求『健康城市』的道路上，我們究竟是在前進，還是其實已經越走越遠？！
長壽與高齡化的交錯：「青葉區」環境與生活型態如何形塑健康社區？
「青葉區」位於橫濱市北部，西北側與川崎市的「麻生區」相鄰，為橫濱市較晚開發的住宅型行政區之一。該區成立於1994年，現住人口約31萬人，是一個以居住品質與環境規劃見長的地區。「青葉」之名源自公開徵選，象徵被綠意環繞的城市景觀，也蘊含著未來發展如新芽般欣欣向榮的期望，反映出城市規劃上對自然環境與永續發展的重視。此一命名不僅具象徵意義，也與青葉區實際的都市景觀高度契合。
在「環境」資源方面，「青葉區」擁有約“230座公園”，為橫濱市18個行政區中最多；此外，道路兩側的行道樹數量達“15,519株”，同樣位居全市之首。大量的綠地與完善的景觀規劃，使該區形成低密度、舒適宜居的生活環境，因此享有「田園城市」的美譽。從「都市發展」角度來看，「青葉區」屬於典型的郊區住宅發展區，受惠於東急電鐵等交通網絡，能夠快速連結東京與橫濱市中心，使其成為通勤族的重要居住地。同時，區內規劃強調教育設施、生活機能與自然環境的平衡，使「青葉區」不僅是人口穩定成長的區域，也成為橫濱市推動「宜居城市」的重要代表之一。
整體而言，「青葉區」展現了現代都市中「自然環境與住宅發展並重」的規劃理念，與橫濱臨海的高度都市化區域形成對比，進一步體現城市「多核心」與「多樣化」發展的特徵。
根據青葉区役所福祉保健課(2026)最新報告指出，「青葉區」於2020年的「人口老化率」為“22.4%”，雖低於橫濱全市平均水平，但隨著高齡人口持續增加，預計至2028年將超過全市平均，並在2040年達到約“38%”，顯示該區正快速邁入高度「高齡化」社會。
在「家庭結構」方面，目前「青葉區」約有“43,000戶”家庭中包含65歲以上長者，約佔全部家庭的“32%”，且比例仍持續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10年間，獨居老人家庭數量已大幅增加，約呈現倍增趨勢。隨著人口老化進一步加劇，未來獨居高齡者的比例預計將持續攀升(青葉区役所福祉保健課，2026)。
此一趨勢反映出「青葉區」從原本以年輕家庭為主的郊區住宅區，逐漸轉變為高齡人口集中的地區。其背後原因包括早期大量移入的中產階級家庭同步進入老年階段，以及年輕人口流入趨緩等結構性因素。
在「人口老化」與「家庭型態」改變的雙重影響下，「青葉區」面臨多項挑戰，包括高齡者照護需求增加、醫療與福祉資源壓力上升，以及獨居老人可能衍生的社會孤立與安全問題。此外，也對「社區互助」機制、公共服務配置及無障礙環境設計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如何透過在地社區網絡、幸福政策與都市規劃(如無障礙設計、近鄰服務設施配置等)來回應「高齡化」趨勢，將成為「青葉區」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同時，也顯示出即使是原本被視為「宜居」的郊區，在人口結構變遷下，仍需持續調整其發展策略，以維持「生活品質」和「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
依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於2020年公布的統計資料，在全國“1,887個”市區町村中，男性「平均壽命」(*零歲平均餘命)排名方面，「青葉區」以“83.9歲”位居全國第二，顯示其居民整體健康狀況與生活品質處於日本頂尖水準。此外，位於其西北側的「麻生區」(隸屬川崎市)更是全國最長壽地區，男性「平均壽命」達“84.0歲”，女性則高達“89.2歲”，雙雙名列第一。這兩個相鄰區域同時名列前茅，反映出「神奈川縣」北部郊區整體具備優質的生活環境與健康條件。
相對而言，日本「平均壽命」最低的地區則為「西成區」(位於大阪市)。統計顯示，「平均壽命」最長與最短地區之間的差距相當顯著，男性達“10.8歲”，女性亦有4.2歲之差，凸顯出不同地區之間在社會經濟條件、醫療資源、生活環境與健康行為上的不平等現象。整體來看，日本不同地區間壽命差異的存在，不僅反映「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也揭示都市發展、社會結構與公共政策之間的密切關聯，對於思考「高齡社會」下的區域發展策略具有重要啟示。
「青葉區」的地形與鄰近的川崎市「麻生區」相似，整體呈現丘陵起伏的地貌。區內許多住宅區(如藤が丘一帶)多建於山丘或坡地之上，以獨棟住宅與低密度公寓為主。居民日常生活中，無論通勤、購物或返家，往往需要步行於起伏的道路之間，這種自然形成的「日常運動環境」，被認為有助於促進身體活動與維持「健康」，亦可能是當地居民「長壽」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社會經濟」條件方面，「青葉區」屬於高生活水準地區。其「家庭平均收入」高於全國及橫濱整體平均值，「每人納稅金額」在全市18區中排名第一，顯示其居民多屬「中高收入」族群，具備較穩定的經濟基礎與「生活品質」。
從「居住型態」來看，該區以“獨門獨院”住宅為主，社區環境相對單純且安定，享有社會福利補助的家庭比例為全市最低之一，反映出其社經弱勢人口比例較低。此外，在老年獨居、離婚率及自殺率等社會指標上，「青葉區」亦普遍低於其他行政區，顯示其「社會結構」較為穩定，「人際支持網絡」與「生活滿意度」相對較高。
綜合來看，「青葉區」的“長壽”現象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由「自然環境」(*丘陵地形與綠地)、「生活型態」(*高活動量)、「社經條件」(*高收入與教育程度)以及「社區結構」(*穩定家庭與低弱勢比例)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從責任歸因到環境塑造：「青葉區」如何把健康做對？
近年來，日本發展出《步行適宜性指數》(Japan Walkability Index, JPWI)，以「人口密度、設施類型數量與道路連通性」三大面向衡量「社區」的步行友善程度。該指標涵蓋全國約“11.3萬個”郵遞區域，並開放供政府機關與研究單位進行大數據分析，以應用於「健康促進」和「都市規劃」政策。
在此評估架構下，「青葉區」的「可步行性」被認為相對較高，區內設有約16條主要散步路線。例如貫穿區域的鶴見川沿岸步道，即為居民日常散步與休閒活動的重要空間，中高齡族群經常於此進行步行或遛狗等輕度運動。
此外，青葉區福祉保健中心健康推進部門亦發行《讓我們每天在青葉散步吧》宣導手冊，透過社區倡導方式鼓勵居民結伴運動，以提升日常活動量。同時，橫濱市役所推動『橫濱步行點計畫』(YWPP)，自2014年起鼓勵市民使用「計步器」累積步行點數，當三個月內達到一定標準(如200點以上)，即可參加禮券抽獎。該制度透過商店與公共設施設置感應裝置，進一步將健康行為與城市生活空間結合。
目前，第5期『青葉區地區福利與衛生規劃』正以「綠色健康生活推進計畫」為核心，透過居民、事業單位與行政部門(包括社會福利協議會、地區關懷廣場等)之間的協作，共同解決在地課題，推動具實際關聯性的「社區支持體系」建設。在「青葉區」，除整體區域規劃外，也依據約15個聯合自治會與各居委會區域特性，制定並推動不同的地區性計畫，使政策更貼近各生活圈需求(青葉区役所福祉保健課，2026)。
1994年成立的「青葉區健康同伴」倡議，是以「我們的健康由我們自己守護」為理念的飲食與生活改善推進志工組織。該組織隸屬於全國性健康推廣網絡，目前約有10萬名會員。成員多數完成居住地福利保健中心舉辦的「飲食生活改善推進員研習課程」，並在各地區持續進行健康推廣活動。目前「青葉區」約有80名成員，分布於5個地區，活躍於學校及社區關懷廣場等場所，並透過YouTube頻道推廣健康食譜與食育內容。
從「生活型態」來看，「青葉區」居民普遍具有較高「健康意識」。統計顯示：「男性吸菸率」約兩成，約為全國平均的一半；「適量飲酒比例」約四分之一，為橫濱各行政區中最低；「高鹽飲食傾向」亦為最低之一；「BMI超過25比例」低於兩成；「血壓正常比例」接近七成。整體顯示居民普遍具備良好的「健康行為」與「生活習慣」。
上述結果表明，「青葉區」的健康表現不僅來自醫療資源或經濟條件，也與都市環境與「健康生活型態」密切相關。相較於商業區夜間餐飲密集的城市型態，「青葉區」以低密度住宅、綠地空間與可步行環境為主，更有利於居民形成規律運動與健康生活方式。
綜合而言，「青葉區」的高健康水準與長壽現象，可視為「都市設計(可步行性)＋政策推動(健康促進制度)＋生活文化(健康意識)」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
這種觀點與『藍區』(Blue Zones)研究的核心理念相當一致。由丹·布特尼(Dan Buettner)所推動的『藍區』研究指出，長期而言，單純依賴個人意志去改變健康行為並不足以帶來持續成果；真正有效的方式，是透過制度設計與生活環境的重塑，使「健康選擇」變得自然、容易甚至「自動發生」。
正如其理念所強調：「從長遠來看，僅試圖改變個人行為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將重點轉向塑造人們所處的環境」。
從城市實踐到國家政策：『健康臺灣』做對了什麼關鍵選擇？
「青葉區」的經驗對臺灣『健康城市』發展提供了深刻啟示：「健康」不應僅被視為個人自律的結果，而應回到環境、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層次來理解。過去臺灣多以宣導戒菸、減重或飲食控制為主軸，強調“個人行為改變”，但「青葉區」顯示，若缺乏相應的生活環境支持，這類努力往往難以持續。相較之下，「政府」更關鍵的角色在於主動設計一個讓健康「自然發生」的日常空間，例如建構安全且連續的步行網絡、將公園與綠地融入生活動線，以及透過都市規劃降低高鹽飲食、過度飲酒等不健康行為的環境誘因，使「健康」不再是額外負擔，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健康促進」亦不應僅依賴“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而需仰賴「社區組織」與「在地網絡」的參與，使「健康」行為透過人際互動逐步擴散與內化。「青葉區」的實踐顯示，當居民、志工與地方組織共同投入，「健康」不再只是「被要求的行為」，而會轉化為一種“共享”的生活文化與社會規範。這對臺灣而言，意味著應強化里鄰系統、社區據點及公民參與機制，使政策能在基層落地並產生持續影響。
再者，『健康城市』的推動本質上是一項“跨部門”的整合工程，需結合『都市計畫』、交通設計、『公共衛生』、教育與社會福利等多個領域，而非“單一衛生部門”即可完成。唯有透過整體治理架構的協調，才能將「健康」理念真正嵌入城市運作之中。這也意味著，政策評估的指標應從醫療服務量能，逐步轉向居民生活型態與環境品質的改善。
整體而言，「青葉區」的案例說明，「健康」的形成並非單一因素所致，而是來自「環境設計、政策引導與生活文化」三者長期交互作用的結果。對臺灣而言，其核心啟示在於：「與其要求個人更加自律，不如從制度與環境出發，思考政府與社會是否已共同打造出一個讓健康選擇變得容易、自然且可持續的生活條件，進而促成整體社會邁向良性循環的健康發展」。
「健康」不應僅被視為“醫療體系”內的治理目標，而應上升為跨部門、跨領域的國家發展策略。面對後疫情時代和「超高齡社會」的挑戰，賴總統於2024年成立「健康台灣推動委員會」，提出涵蓋健康促進、慢性病防治、心理健康、長照銜接及智慧醫療等11項重點工作。然而，跨城市比較結果和「青葉區」的實踐進一步指出，若政策僅停留於“醫療服務優化”或“個人行為改變”，仍不足以帶來長期且結構性的「健康」改善，唯有從生活「環境」與「制度」設計著手，才能真正落實『健康臺灣』的願景。
以橫濱、東京、奧斯陸、赫爾辛基、新北市及臺北市之比較結果可知，不同城市在「健康」形成機制上存在明顯結構差異。北歐城市(奧斯陸與赫爾辛基)在「環境品質」、「工作與生活平衡」及「制度性公共服務」方面整體表現較為均衡，反映其以社會政策與公共服務為核心之健康治理模式；日本城市(橫濱與東京)則在「健康結果」(如平均壽命)及「高齡照護體系」方面表現突出，但在「工作時間」與「生活型態」壓力方面仍存在一定結構性負荷；相較之下，臺灣之新北市與臺北市雖在部分制度基礎(如健康保險覆蓋)與『創意經濟』發展上具一定優勢，但在交通安全、工時結構、部分環境品質與基層『公共衛生』支持系統上仍呈現相對弱勢。
首先，在「健康促進與慢性病預防」方面，跨城市比較顯示，奧斯陸與赫爾辛基較能透過「環境設計」支持「健康行為」，而東京與橫濱雖「健康結果」良好，但仍受高工時文化影響；新北市與臺北市則同時面臨「生活型態」與「環境支持」不足之雙重挑戰。另從「青葉區」顯示，「健康行為」並非單靠“宣導”形成，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環境”的支持之上。因此，『健康臺灣』政策應從單純“健康宣導”轉向應進一步結合「國土規劃」和「城市設計」，例如建構步行友善空間、完善綠地系統，使健康行為自然內嵌於日常生活之中。從“源頭”降低慢性病風險，而非僅依賴醫療端介入。
其次，在「制度性支撐」方面，六城市皆已建立一定程度之「醫療保險覆蓋」與「基礎服務體系」，但奧斯陸與赫爾辛基在醫療人力、綠色交通與公共服務整合方面更具一致性；東京與橫濱在「高齡照護」方面較為完整；而新北市與臺北市則在醫療資源分布、交通安全及部分『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上仍有改善空間。此顯示「健康政策」不僅涉及醫療供給，更取決於跨系統資源整合效率。
再者，在「心理健康」和「社會支持」層面，北歐城市透過「文化參與」與「社會支持系統」降低孤獨感，日本城市則較強調制度化「高齡照護」服務，而臺灣城市則在「心理健康」資源與「社區支持網絡」方面仍處於發展階段。此一比較凸顯「心理健康」治理需同時結合制度供給與社區網絡，方能有效提升整體「幸福感」。以「青葉區」為例，其透過“社區組織”與“志工網絡”，建立緊密的人際連結與在地支持系統。這對臺灣的啟示在於，應強化「社區參與」機制與基層組織功能，使「心理健康」和「長照服務」不僅是制度供給，更能在“日常生活”中被感知與使用，進一步提升政策的可近性與實際效益。
此外，在「城市安全與環境品質」方面，六城市之表現亦呈現明顯差異：奧斯陸與赫爾辛基在「綠色移動」與「環境品質」方面表現優異，東京與橫濱在「城市安全」與「公共基礎設施」方面較為穩定，而新北市與臺北市則在「交通事故率」等安全指標上相對偏高，顯示都市「治理」仍需強化系統性安全設計。
在「醫療與長照銜接」及「健康台灣深耕計畫」方面，「青葉區」的經驗顯示，「健康」並非「醫療體系」的單向延伸，而是需要社區、家庭與生活場域共同承接。因此，政策應推動從「醫院」走向「社區」的「賦權」(Empowerment)整合模式，強化「在地健康支持網絡」(如「生命貴人」模式)，使照護服務與居民生活緊密結合。
最後，在「治理與政策導向」層面，六城市皆已逐步導入「健康治理策略」與「跨部門協作架構」，顯示「健康」已成為多數國家之政策主軸。然而比較結果亦顯示，制度成熟度並不僅取決於是否存在政策文本，而在於是否能有效整合都市規劃、『公共衛生』、社會福利與科技治理，形成一致性的「健康促進」系統。「青葉區」的成功就是來自“多部門”協作，包括都市規劃、『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的整合。這對應到『健康臺灣』政策中，意味著未來需建立更強而有力的“跨部會協調”機制，使交通、教育、農業與社福等部門共同承擔「健康」責任，避免政策碎片化，並提升整體「治理」效能。
在「政策評估」上，亦應從以「醫療量能」與「疾病治療」為主的指標，轉向衡量「生活型態」與「環境品質」，例如身體活動量、飲食習慣、社區參與及心理幸福感等，以更全面反映全民「健康」的實質改善。
綜合而言，橫濱、東京、奧斯陸、赫爾辛基、新北市與臺北市之比較顯示，『健康城市』的差異並非單一醫療體系所致，而是由環境、制度、生活型態與治理模式共同形塑。從「青葉區」的經驗更加理解到，：「健康」的提升，不在於要求個人更加自律，而在於國家是否能在制度、空間與社會文化層面做出正確選擇。唯有當政府與民眾共同「做對」，打造一個讓「健康」自然發生的生活環境，臺灣才能真正實現從「醫療強國」邁向「健康幸福社會」的轉型。
因此，『健康臺灣』的核心意涵亦應從「醫療」導向轉向「結構」導向：透過改善生活環境、重塑工作與生活平衡、強化公共服務整合及提升跨部門治理能力，使「健康」從“個人責任”轉化為“制度性結果”，最終邁向更具「韌性」與永續性的「健康」和「幸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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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鳳 (2012)。「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白皮書之規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發展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周才忠 (2024)。「台灣心理專業者的未行之路」(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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